铜牦牛
熟悉陇原文物珍藏的人都知道，甘肃省有两件动物形象的国宝：一件是举世闻名的铜奔马，另一件便是本文介绍的这只铜牦牛。前者蹄掠惊隼，傲世凌空，勃发出矫捷雄劲的迅猛态势，后者四足伫立，凝重安详，呈露着恬和浑厚的纯朴气质。二者一动一静，一豪一谦，堪称我国青铜雕塑史上卓绝千古的双璧。
１９７２年６月的一天，天祝藏族自治县哈溪公社友爱大队７队修建饲养院，意外地挖出了这件国宝。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文物”的社员们，用牛车把它拉到废品收购站，准备卖铜。收购站有人观察了一番后说这是件文物，应赶紧送到公社去。送到公社后，因无法确定其“身份”，而被放进了公社的仓库里，这一放就是６年。
１９７８年秋，铜牦牛被再度送进了哈溪废品收购站，作价１７０元，其价值正好是一辆飞鸽牌自行车。第二年冬，铜牦牛便和许多废铜烂铁一起，被送到天祝县火车站废品仓库，等待运往冶炼厂。这一次，铜牦牛终于遇到了它的拯救者———现为西北民族学院藏语言文学系教授、著名佛学专家多识·洛桑图丹琼排活佛，时任天祝县文教局副局长，主管文化工作。他下乡到哈溪，闻知此事后星夜赶至县城，次日一早便和有关部门协商，垫上自己数月的工资，凑足了“赎买”所需的３６０元钱，和几个同事把这件宝物从废品堆中抢救了出来。
铜牛高７７厘米，长１１８厘米，重７５公斤，采用优质青铜以写实手法铸成。牛首微伸，双目圆睁，嘴颔半张，前背隆起，腰脊略陷，粗颈阔胸却不显肥硕；小臀短足，四蹄更平添稳实。沉静中涌动着内在的力量，憨厚里洋溢着质朴的美感。最令观赏者陶醉的是匠师对角与尾的刻画：双角上举，充满力度，末端却欣然后抑，锋芒顿收，角质光洁圆润，弯度优美，给人以强而不凌、备而不攻的和善印象。粗尾下垂，圆硕丰满，与高耸的双角前后呼应，使牛身整体形象匀称而协调。毛绺纹路细密整齐，线条清晰流畅，历历可数。匠师抓住了牦牛最具特色的角、尾两个部位，倾注了超凡绝俗的艺术创造力，精雕细琢，灵气毕现，令人叹为观止。
如此规格的青铜牦牛在我国是首次发现，没有任何同型器物可作参照，故断代便有一定的难度。最早专家们确定它是元代作品，后来有学者结合出土地区藏族宗教文化背景考察，认为它是寺庙之物，应作于宋代。前述拯救过铜牦牛的多识教授，则主张它是吐蕃时期也即唐代的藏文化遗存。他认为，隋唐时期吐蕃强盛，势力不断东扩，公元八世纪中叶，已世居今甘肃洮河、大夏河和白龙江流域，以及河西走廊，建立了显赫一时的吐蕃王朝。
那时佛教尚未传入藏区，藏人信奉的是土著宗教———笨教。笨教盛行供奉“牦牛神”的习俗，这件铜牛可能就是笨教宗寺所供奉的神器。铜牦牛是否铸于唐时，尚待进一步探讨；但多识教授关于铜牦牛乃藏民所崇仰的藏教寺院神物的见解，是很有道理的。牦牛被誉为雪原之舟，深受藏民敬爱，是藏文化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表征，很久以前便被许多吐蕃部族视为自己的图腾神。
牛图腾崇拜存在于世界各地，但牦牛图腾崇拜却只存在于我国的藏区。据《后汉书·西羌传》载，秦汉时代西羌分化为以牦牛为图腾的“牦牛种”，以白马为图腾的“白马种”和以参狼为图腾的“参狼种”。总之，牦牛是藏文化的精神象征，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
天祝地区发现过许多古代冶铜遗址。
如祁连乡的禄述部落，历史上曾是远近闻名的冶铜之乡，至今犹能在该地见到往昔的冶炼废址和遗料残存。吐蕃强盛时期由于战争及宗教生活的需要，藏区的青铜铸造业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制作铜牦牛必备的物质技术条件。因此我们说，铜牦牛不仅揭示了藏族宗教文化的深远内涵，体现了藏族人民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面貌，而且也反映了古代藏区青铜制作的高超技术和藏族工匠们造型艺术领域的深厚功力。此牛已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位为国宝级文物，现藏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