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传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省郿县，在1951年潘达于先生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基本信息
【名称】大盂鼎 【年代】西周康王时期 【文物原属】故宫旧藏 【文物现状】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出土地点】清道光年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出土 【文物规格】通高102.1厘米简介
大盂鼎造于西周周康王时期。鼎高一百点八厘米，口径七十八点三厘米，重一百五十三点三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内容为周王告盂，殷代因酗酒而亡国，周代忌酒面与，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时记载给盂的赏赐相传此鼎於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为该地郭氏所得，后归周雨樵。同治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解放后，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件周康王时的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异凝重、雄奇恣放质朴平宝等数类。大盂鼎属於瑰凝重这一类，铭文大字，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大盂鼎居首位。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历史
器名来历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与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潮流变革
此器也为商代流行的觚爵酒器组合过渡到西周流行的鼎簋鬲组合作了应证，表明当时社会风俗正经历着重大变革。曲折历史
同治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解放后，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造型
大盂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大方，双耳立在口沿上，腹下略鼓，口沿下及足上部均饰饕餮纹，足上部有扉棱，腹内壁有铭文19行，共291字，是珍贵的历史资料。铭文
铭文载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盂在铭文中说明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 大盂鼎造型雄浑，工艺精湛。其内壁铸有铭文19行，为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大盂鼎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铭文分析
铭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段： 第一部份用较多文字说明商人纵酒是周兴起和商灭亡的原因，赞扬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 第二部分主要是康王命盂帮助他掌管军事和统治人民，并且赏赐给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奴隶1726个，并叮嘱盂要恭敬办政，莫违王命。 第三部分说明盂作此宝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 。详细内容
（铭文291字，内容酷似《商书.酒诰》，记载了某二十三年九月，康王在宗周训诰盂。） 二十三年九月，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他追述文王接受天命，武王继承文王的事业，建立周邦，广有天下，长治民众。理政时，不敢耽乐于酒；祭礼时，不敢借酒肇事。所以天帝愿畏庇先王，遍有天下。他听说商朝之所以坠丧天命的原因是殷朝从远方的诸侯到朝廷的大小官员都耽湎于酒，以致靠控军队，丧尽民心。指出周立国的经验和殷失国的教训。康王说自己愿效法、禀承文王的政令和德行，令盂来辅佐他，要盂谐调纲纪，早晚入谏，认真祭祀，奔走于王事，敬畏天威。康王命盂效法盂的嫡祖南公，辅佐他主管军队，勤勉及时地处理狱讼案件，日夜辅佐他统治天下，以便能遵从善德而领受先王赐自上帝的人民和疆土（授民授疆土）。赐给盂祭神的香酒一卣，祭祀用的礼冠礼服、蔽膝、鞋履，以及车马；赐给盂嫡祖南公的旗帜，用以畋猎；赐给盂邦国的官员四名，人鬲至车御至步卒六百五十九名；赐给盂异族的五臣十三名，人鬲一各零五十名。他要盂不违弃他的诰诫。于是盂颂扬王的赏赐，并制作祭祀嫡祖南公的宝鼎。收藏经历
清朝道光时期的岐山首富宋金鉴把铜鼎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鼎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占有，他把鼎转卖到北京的古董商人。宋金鉴在考中翰林后出价3000两白银又购得了宝鼎，在他去世后，后代以700两白银买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左宗棠在发迹前曾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理湘省全部军务。虽非显贵，也颇得春风。加之自视极高，恃才傲物。不免为人所阴嫉。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虽然也时而有人觊觎此鼎，但必竟潘氏位高权重，足可保全大鼎无虞。至潘祖荫故，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它珍玩一起，由水路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大鼎作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弥显珍贵，堪为传家之宝，不轻示人。光绪之末，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据大盂鼎为己有。均为祖年所拒。但端方之欲始终为潘家所患。直至辛亥年，革命暴发，端方被杀。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过端方之难。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三十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忽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 1937年日军侵华，苏州很快沦陷。国将不国，人命难保。此时，潘祖年已作古。潘家无当户之人，皆妇孺。英雄出少年，当此危难之时，潘祖荫的侄孙承厚、景郑等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经反复遴选，决定将宝物藏于二进院落的堂屋。这是一间久无人居的闲房，积尘很厚，不会引人注目。主意已定，潘家人苦干两天两夜才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又将室内恢复成原样。整个过程除潘家人以外另有两个佣工和一个看门人参与其中，均被反复叮嘱要严守秘密。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潘宅一时竟成了日军搜查的重点。经过反复的搜查并挖地三尺均无所见，日军也只得作罢。日军占领期间，潘家的看门人曾几次盗掘了若干小件的珍藏，卖给洪姓古董商人。但大鼎过于沉重，无法搬动，得以幸免。 光阴荏苒，在历经十余年战乱之后，中国解放了。潘家后人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对文物的保护，认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可托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议后，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同时也希望将两件大鼎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7月26日，文管会派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赴苏州，大鼎得以重见天日。为表彰潘达于的献宝壮举，华东文化部于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上海博物馆于1952年开馆，广大民众从此可以自由地欣赏曾经秘藏于深宅，不予示人的国之瑰宝的风采。至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相关作品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金文。迄今为止，有据可考的文字自然当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但甲骨文已采用“六书”构字方法进行造字，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并且从殷商开始便突然大量涌现，很显然，在此之前应当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文字萌芽和演变过程。但遗憾的是，在这两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的文字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至今依然是个谜。 商代，是甲骨文和金文并存的时代，由于二者书写“工艺”的不同，它们都始终保持着各自的风格特征和审美内涵。不过，从书法的角度看，二者都不是墨迹，也就是说，它们都还不能最真实地反映出商人日常书写的真实原貌，但由于考古在这方面至今未发有新的发现，遗存墨迹又寥如晨星，故今人只能在二者中寻觅古人用笔的端倪。相比之下，甲骨文大多用单刀契刻，难以体现书写原貌，而金文则可以更多地显示出墨书原迹，体现出原书笔意。应当说，商代的青铜器铸造技术是相当精湛的。不过，当时的铭文都很简短，一器之中往往只有数字。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字数要多一些。 西周，是青铜器发展最兴盛的时期。周人立国后，各方面都继承了商代传统，一方面对商文化进行大量的学习与吸收，同时，青铜器制作和铭文书法也随着对礼制的进一步提倡而获得极大的发展，不仅青铜器数量可观，而且，一器之中的铭文一开始便出现长篇大作，如成王时的《令彝》字数就达187字，同商代的“少字数”铭文相比，可谓洋洋大观了。 西周早期金文就书风而言，大多承袭殷商余绪，笔道首尾出锋，结构谨严精到，布局参差错落而富于动态美、韵律美。不过，如果细分，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质朴平实，以《利簋铭》为代表；二是雄奇恣放，如《保卣铭》、《作册大方鼎铭》等；三是凝重诡异，如《何尊铭》、《康侯簋铭》等，而这类铭文中风格最突出，书法成就最高者当首推《大盂鼎》了。《大盂鼎》虽属西周早期金文，但书法体势严谨，结字、章法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端严凝重，并达到了十分精美的程度，加之器形巨大，造型端庄堂皇、浑厚雄伟，故作品更呈现出一种磅礴气势和恢弘的格局，从而为世人所瞩目。宝鼎知识
中国古代青铜技术在商代晚期进入鼎盛大阶段，夏、商、周是人类青铜文化史上至为光辉灿烂的时代，中国在金属治炼、铸造、以及合金技术、加工技术、热处理和表面处理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世界著名科学鸣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说：“没有任何的西方人能够超过商、周两代的青铜器铸造”。 商代铜器可分为早、中、晚3期。早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晚期所出为代表，年代上限相当于成汤时期，器物较少，器形有爵、戈、刀、镞、锥、锛、凿等。礼器种类单调，胎质薄，铸造粗，无花纹，无铭文，但有的铜牌饰以绿松石镶嵌出纹饰，有较高的工艺。中期以郑州商代遗址和黄陂盘龙城遗址所出为代表，年代大致在仲丁至盘庚迁殷以前。铜器所出较多，其中礼器种类有鼎、鬲、簋、觚、爵、卣、盘等，比早期大大增加，而胎质一般仍较薄，只有单线条的花纹带。但其中也有象郑州发现的高达1米的方鼎那样需要相当高铸造成水平的大型器物。晚期以安阳殷墟所出为代表，年代从盘庚迁殷至商末。此时铜器发展到极盛阶段，数量很多，年代也较可靠。这个阶段的中期最富自己的特点，以妇好墓所出铜器为代表，有很多新的器类，器形也更丰富多姿，礼器一般都较厚重，花纹繁缛，并开始出现铭文。 按用途来分，商代铜器有礼器、食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几大类，其中以礼器为重。礼器又分为食器）鼎、鬲、簋、觥、瓿、方彝等），水器（盘）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器形和花纹都有明显差异。如礼器在早期只发现爵、两种，爵多为束腰、平底、短足、无柱、无纹饰；在中期爵则没有明显束腰，三足也较长，铜礼器普遍有饕殄纹或圆圈纹等带状纹饰；在晚期，出现有妇好墓出土的三连、偶方彝等稀世罕见的器物，还有尊四羊尊虎食人形卣等鸟兽形铜器，器体厚重、纹饰复杂，有雷纹、纹、龙纹、蟑纹、鸟纹、蚕纹、龟纹等多种，往往布满全器，有地纹、主体纹之分。都具有很高的美术价值。其他铜器中，乐器有铙和鼓；兵器有戈、矛、刀、镞、盔和弓形器等；工具有斧、锛、凿、铲、锥等；车马器有、辖套、踵、轭、等。另在妇好墓发现有圆形、背面带半环形钮的铜镜。 商代铜器主要有铜、锡和铅等金属成分，时期不同、器类不同这三者所占比例也不同。早期铜占以上，有的锡仅占有%，中期锡、铅比例分别为5-8%、1-6%，有所增加，晚期则以铅替锡的趋势更明显。妇好墓时代以后的铜器上开始出现铭文，少则几个字，大多是族徽图像、人名或父祖名，多则三、四十字，内容大抵是因赏作器，还有征伐、祭祀等内容。大盂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 在商代各门类美术伤口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以青铜器为主的工艺美术，青铜器艺术的造型和装饰手法对其它工艺美术门类有重要影响。商代后期，青铜器造型逐渐定型化并发展成为多种造型系列。商代艺术家所创造的鼎、尊、觚、爵等青铜礼器高度完美的造型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具有永久性的典范意义。一些代表性作品如司母戊鼎、四羊方尊、龙虎尊、犀尊、象尊、豕尊，以及各种样式的尊等，代表着这一时代美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商代的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字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最早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