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发掘出土的金银器中，就有不少这种性质的器物，它们大都刻有数量不等的铭文，用以标明敬奉者的地区、官衔和进奉数量等内容。如：1962年西安市北郊坑底寨出土的双凤纹大银盘盘底刻有铭文：“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进”（图1）；1958年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的一件银碟底部刻有铭文：“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图2）；1980年陕西蓝田杨家沟村出土的一件银盘圈足内刻有铭文：“桂管臣李杆进”（图3）。
上述铭文中的“进”即“进奉”，是指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僚在法定的赋税和各地的常贡之外，向皇帝的额外贡献，也称“进献”或“贡奉”。进奉的物品种类繁多，包括金银、钱帛、珍玩、器服以至犬马等。其中金银占很大的数量。进奉的财物不入国库而进入内库，即琼林、大盈二库，由皇帝直接支配。
唐代各级官员向皇帝进奉金银器主要是为了邀恩取宠、晋升官位。早在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就已出现了官员进奉金银器的现象。《旧唐书・李敬玄传》记载，怀州刺史李敬玄要挪用上缴国库的收入来造金银常满樽进献皇帝，但遭到百姓和一些官员的反对，于是不得不“以家财营之”，这是唐代进奉金银器的最早记录。但唐初百余年间，政治比较清明，在励精图治的政治氛围中，皇帝对臣下这种求宠取媚的手段，多以劳民伤财为由，采取拒绝的态度。玄宗开元初，还曾将官吏进献的锦绣珠玉等物品焚于朝堂，以向四方表示，不愿收受这些奢侈品。但是，经过了所谓的“开元盛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多，统治阶级骄奢享乐的欲望也更加膨胀。本来就风流成性的唐玄宗在此时也愈发奢侈荒淫、疏于朝政，纵情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中，把朝政完全交给“饰巧求媚”的奸佞权臣李林甫、杨国忠，政治日益腐败，进奉之风因而迅速发展起来。杨国忠“饰巧求媚”所用的银铤在考古发掘中已出土了4件，铭刻表明这4件银铤是从天宝十年到十三年期间进奉的。实际上，他的进奉当远远超过此数。另外，考古出土的进奉金银器中，没有一件是属于天宝年间以前的，也说明了进奉之风兴起于天宝年间的这一历史事实。
唐代皇室贵族使用的大量金银器，原本由中央官府少府监所属的各作坊制作供应。但“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官府作坊制作的金银器，已无力满足日益增大的需求，皇室不得不更多地接受地方官吏进奉的金银器，同时皇帝还直接进行宣索，这为一些官吏通过进奉金银器而取得宠幸提供了更多机会，也在客观上刺激了进奉之风的恶性发展。如代宗时期，每逢元旦、端午、冬至和皇帝生日，各级官吏都要进献财物，号为“四节进奉”。德宗时期，进奉之风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四节进奉”之外，又出现了“月进”、“日进”、“助军”、“贺礼”、“助赏”等名目。上述几件带有铭文的器物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
裴肃在新、旧唐书中均无传，但其子裴休在新旧唐书中却有传。根据《新唐书・裴休传》和《旧唐书・德宗本纪》可知，裴肃为孟州济源人，贞元十四年九月至十八年正月期间由常州刺史迁任浙东观察使，那么他进贡双凤纹大银盘的时间亦当在此时，即公元798―802年。实际上，这并不是裴肃的第一次进奉，裴肃早在任常州刺史期间，就贪污敛财，向唐德宗进奉过金银器，并因此而升迁为浙东观察使。同时，新旧唐书等文献记载还特别指出，唐代刺史向皇帝进奉金银器，是从裴肃开始的，“天下刺史进奉，自肃始”。将一代风气之领先者，归于裴肃，可见他的进奉行为在当时的巨大影响。
敬晦，字日彰，河中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进士及第，在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先后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浙江观察使等职。陕西耀县柳林出土的银碟应是敬晦在盐铁转运使任上向唐宣宗（李枕）进奉的贡品，“十二”是贡品的编号，表明当时进奉的器物至少有十二件。另据《新唐书》记载，敬晦“志简淡，在职不求名，……处身俭勤”，可谓清官。但就是这样淡薄名利的清官，也要向皇帝进奉金银器，足见当时进奉之风之烈。
桂管指桂管经略使，设置于唐中宗李显景云元年（710年），治所设在桂林，属岭南道。李杆在新旧唐书中均无传，可能系桂管的经略使或其下属，陕西蓝田杨家沟出土的银盘铭文可补正史之缺。法门寺地宫中也出土了刻有“桂管臣李杆进”铭文的银笼子，属晚唐器物，因此，这件银盘的制造年代也应在九世纪后半叶。
从文献记载看，因进奉金银器而得到升迁的官吏比比皆是。为了固恩希宠，各级官吏也展开了一场进奉的大竞赛。如江西都团练观察使齐映“尝自以为相无大过，当复入用，乃多进献及为金银器以希旨。先是禁中银瓶大者五尺余，及李兼为江西观察使，又献高六尺者。是年德宗降诞日及端午，映献高八尺余者”。齐映在银瓶制作上花费的心机，自然代表着许多官吏的内心世界。竞相攀比导致进奉的器物越来越大、越来越精、数量越来越多。如文宗时期，王播任淮南节度使期间曾三次进奉金银器，最多的一次“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三次进奉的金银器共达5900多件，其数量之巨，令人瞠目。考古出土的唐代进奉金银器也以中晚唐最多，正说明了进奉之风的这一发展过程。
唐王朝自天宝以后，各级官吏为邀恩取宠，迎合帝王骄奢享乐的欲望，竞相进奉金银器，皇帝也以官吏进奉的多少而妄施恩宠，实际上是公开的卖官鬻爵。地方官僚为了进奉求恩宠，无不采取“割留常赋”、“增敛百姓”等手段加重对人民的盘剥。如德宗时期，浙东团练副使齐总“以横赋进奉希恩”；李实为京兆尹，“为政猛苛，方务聚敛，进奉以固恩宠”。宪宗时期，李修为京兆尹，“专务聚敛贡献，以希恩宠”。至于那些所谓的“日进”、“月进”就更毫无疑问是通过加重赋税而取得的。对于各种名目的进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诗人白居易在其《重赋》一诗中作了生动的描述：
厚地植桑麻，所用济生民。
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
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
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
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
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
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
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
……
昨日输残赋，因窥官库门。
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
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
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各级官吏竞相进奉金银器虽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唐代金银器制造业的发展和兴盛，但更严重的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败坏了社会风气，加速了政治的腐败。唐王朝由盛而衰以至灭亡，应与此有关。唐代金银器也因其所蕴含的这种重要的历史信息，极大地提高了它的珍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