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纪年款
秦、汉陶瓷器尚无单独落纪年款的习惯．但有些铭文中的纪年内容，同样起到纪年款的作用。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件。山东邹县邾国故城遗址出土的一件秦代陶量(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上印有篆书秦诏文，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之，皆明壹之。”所印诏文，四字一组竖写，缀连成篇，外有边框。从其书法风格上看，属于秦代小篆，字体方正，笔道圆润，章法和谐，布局合理。这段文字既是研究秦代统一全国度量衡和文字的重要佐证，也是研习秦篆书法可靠的典范。 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汉新莽时的灰陶狗，腹一侧阴刻篆书“天凤六年何亚”铭，天凤为新莽年号、六年相当于公元19年。1988年湖南湘阴青竹寺汉代窑址堆积层的下层出土了东汉顺帝“汉安二年”(143年)纪年款的陶器残片，款字是刻划上的。另外，考古发掘工作中，常发现一种东汉时的镇墓陶瓶，上有朱书镇墓文，内容是为死者解除灾祸的文告，文字开头多记年、月、日。见有“永寿二年五月”(156年)、“熹平元年”(172年)、“初平四年十二月己卯”(193年)等。
三国纪年款
迄今所见三国时期陶瓷器上的纪年款，主要出现在越窑瓷器上。]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吴墓出土的一件越窖青瓷虎子腹部刻划“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十三字铭文。赤乌十四年即公元251年。此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本世纪30年代后期，浙江绍兴吴墓出土一件青瓷谷仓其正面堆塑龟驮碑，碑上刻划“永安三年时，富且洋(样)，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干意(亿)万岁未见英(殃)”。此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30年代绍兴还出土过一件“吴陶灶”，现已不知下落，灶壁刻有“永安四年十月九日...... ”等二十二字。1958年，江苏南京清凉山三国吴墓出土一件青瓷熊灯，在灯的承盘底部刻划“甘露元年五月造”七字铭文。甘露元年即公元265年。这几件有确切记年的器物，大致反映了三国时期瓷器上纪年款的风貌，其特点是：釉下刻划，字体较草率、落款位置不固定，文字内容不统一。
两晋南北朝纪年款
此时陶瓷器上纪年款的风格与三国时相似，无大改变。1976午3月．江苏吴县枫桥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出土的两件青瓷谷仓，在龟趺碑上分别刻有“元康二年润(闰)月十九日超（造）会稽”、“元康出始宁，用此 ，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等字样。元康(291―299年)是晋惠帝司马衷的年号，元康二年即公元292年，但该年并不置闰，元康三年则闰二月。这件谷仓与“元康三年四月六日”铭文砖同出，可能也是元康三年物，碑铭纪年有误。西晋时带有纪年款的瓷器，还有浙江余姚出土的青瓷谷仓，其龟趺碑上刻有“元康元年八月二日会稽上虞。”浙江平阳敖江出土的青瓷谷仓，其龟跌碑上刻有“元康四年九月九日口州会稽”。东晋、十六国时期陶器上的纪年款，见有60年代敦煌东晋墓出土陶罐腹部墨书的“升平十三年润(闰)月甲子朔廿一壬寅张弘妻汜心容盛五谷瓶”。升平十三年为公元375年。南朝瓷器上见有“大宋癸丑”、“永初年制”等纪年款铭，“大宋癸丑”为公元473年，“永初年”为公元420―422年。
唐、五代纪年款
此期纪年款仍以刻划为主，但已有模印和釉下彩书写款。从日前l发现的资料看，唐代纪年款主要为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的款铭，如“大中二年”、“大中三年八月”“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塑”、“大中玖年正月二十八日书记”、“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等。其次为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款铭，如“元和三年二月卅日”、“元和三年十月十四日”、“元和五年”、元和十四年”等。另有武宗会昌年间〔841―847年)、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年)、昭宗光化年间(898―901年）的款铭。如“会昌七年”、“会昌七年赵家”、“开成三年”、“光化三年十月十一日”等。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见有“贞明六年”(920年)、“天成四年五月五日也”(929年)等。从窑口看，唐、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主要见于越窑和长沙窑瓷器。刻划款者多为越窑，釉下彩写款者多为长沙窑。款识字体多为草书，楷书少见，落款位置不固定。这一时期年款的内容较复杂，如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鼓价器”，其外壁釉下以褐彩书“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浙江嵊县出土的―件盘口壶上刻有‘元和拾肆年四月―日造此罂，价直壹干文”。浙江余姚上林湖东岙南山麓出土的一件盘口壶上刻有“维唐故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五朔，胡珍妻朱氏四娘于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后代无志，故记此罂。”这组文字表明，此盘口壶既是租地卷，又是墓志铭。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刻划的三行文字为：“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此耳。”这件器物的款识记录了当时年号的更换。湖南石渚五代长沙窑遗址出土一件瓷枕，上刻“开平三年六月廿十八日开造，夏月二女使用”。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中有一种罐形墓志，内容主要为纪年、人名、事迹等，纪年有“长庆三年”(823年)、“咸通七年”(866年)、“光启三年”(887年)、“光化三年”(900年)、“龙德二年”(922年)等。
宋代纪年款
宋代瓷器上的纪年大多为北宋年号，只有少数为南宋年号，主要见于越窑、龙泉窑、定窑、耀州窑、磁州窑等瓷器上，既有刻划、模印款，又有墨书、彩书款。磁州窑系瓷器上的纪年款多为釉下彩书。越窑、龙泉窑瓷器上的纪年款多为刻划。目前已发现北宋瓷器上的纪年款有“大观”、“大观元年制”、“大中祥符五年”、“庆历五(年); 七作，其年乙酉岁”、“治平三年丙午岁次九月一日题，匠人周明”、“太平戊寅”(即太平兴国三年)、“元封内用”、“元丰年”、“元佑年制”、“元佑四年”、“元佑七年三月口日莫”、“嘉佑口口月二十二日”、“元符三年仲秋佳制”、“元符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史五”、“至和贰年记 （碗）徐蒋大歌”、“明道元年”‘政和”、“政和三年”、“政和六年”、“咸平年造”、“咸平元年十―月三日张家记”、“咸平元年七月廿日记”、“绍圣四年四月十六日钟博士谨记”、“绍圣五年”、“崇宁二年新婿”、“淳化二年”、“雍熙一年七月”、“熙宁四年”、‘端拱元年”，等等。南宋纪年款见有“嘉定四年月”、“绍兴永和舒家造”、“绍兴三年”、“绍兴五年”、“淳熙年制”等。总之，宋代瓷器上的纪年款，比以前各代数量明显增多，持别是内容单纯的年款明显增多，五花八门的大段文字则明显减少。浙江余姚出土青瓷碗上的“淳化二年”款、越窑青瓷上的“太平戊寅”款等四字年款，与后代的同类款识已无大的区别。有的虽然在一器之上同时书有纪年、吉言、匠人姓氏等，但都分开刻划或书写，如英国收藏的一件剔花珍珠地瓷枕，枕面刻“家国永安”，右侧书“赵家枕永记”，左侧书“熙宁四年”。内容较复杂的纪年款如现藏召肃省博物馆的一件瓷枕，枕面右上侧题：“明道元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南宋人物纹瓷枕，枕面左侧刻：“绍兴五年， 为乱事纷纷。白阳山人作。”另据《景德镇陶录》记载，北宋景德年间，真宗命景德镇烧造进御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但尚未见实物。至于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刻有“隆兴纪元春二月张冲珍玩”款的三彩人物纹枕，被认为是民国时期的伪作。
辽代纪年款
辽代陶瓷器的纪年款，主要见于契丹族独有的器物鸡腿瓶上，均为赤峰缸瓦窑的产品。其纪年款有“轧二年田”、“轧三艾廿一”等。这里的“轧”和“艾”都是契丹文，分别为汉文的“乾统”和“月”。乾统为辽帝耶律延禧的第一个年号，乾统二年即公元l102年。另外，北京龙泉务窑辽代遗址曾出土辽三彩贴花残器，器内底刻划“寿昌五”字样。残缺的一个字似应为“年”，寿昌五年即公元1099年。
金代纪年款
金代陶瓷纪年款以墨书款较为多见，另有釉下彩书写款和刻划款。落款的位置多在器物的外底、足部，也有落于腹部和内底的。如“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此为金代萧窑瓷瓶纪年款，横刻于瓶足上，瓶腹刻“白土镇窑户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壹对，供养本镇南寺”。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白地黑花鸟纹虎形枕的底部有墨书“大定二年六月六; 日口家造”款。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窑白釉剔花莲花纹枕的底部有墨书“金大定八年正月初四日康军使宅置到”款。1984年陕西铜川耀州窑遗址出土的盏范上有“大定十年”款。1983年陕西黄陵县古墓出土金代瓷枕的底部有墨书“大定十六年五月”款。
1978年秋河北曲阳北镇村出土的定窑夔龙纹盘印模内壁刻有“甲辰正月望日造”干支款；同时出土的定窑菊花纹碗印模的内壁刻有“甲辰蕤宾十四日”款。“蕤宾”为五月。山西出土的白釉砂圈瓷碗的砂圈上有墨书“明昌三年十二月四日买了一十个”款。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霍县窑盘的外壁露胎处有墨书“明昌四年柒月初四日三李置到”款。秦庭域收藏的金代白地黑花诗文枕，枕面题七言律诗一首，其中有一句为“泰和三年调玉烛”。1988年12月山东成武宝峰乡定西村出土的金代白瓷碗的外壁近足无釉处墨书“泰和三年十二口买二只”款。1978年秋河北曲阳北镇村出土定窑四季花纹碗模的内壁环刻“泰和丙寅辛丑二十四日画”款。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白地黑花罐腹部釉下有以黑彩书写的“佛光普渡大安二年张泰造”款。1959年陕西铜川黄堡镇窑址出土刻有“大安二年”款的青瓷残片。另见金代磁州窑瓷枕上落有“正隆元年制”款，金代磁川窑三彩花卉盆外底墨书“正大七年十二月二十七制”款。金代瓷器上还有―种只书年号，不书具体年代的款识，见于红绿彩瓷器的有“泰和”、“正大“等；见于耀州窑青瓷残片上的有“贞元”。
元代纪年款
主要见于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耀州窑、定窑资器上。既有彩书、墨书款，又有刻划款。常落款于外底、颈、肩、腹部等处，位置不固定。如广东遂溪窑出土碗模外壁刻有“大德六年”款。元紫金釉贴花牡丹纹三足炉外底刻有“大德七年制”款。元钧窑天蓝釉紫红斑盘上落有“大德八年”款。元定窑刻划花鱼纹盘外底刻“至元八年制公用”款，前五字直书，后二字横书。元代白釉瓶上落有“大元国至元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记耳”款。陕西铜川立地坡古窑址出土的残瓷片上刻有“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款。山西琉璃龙莲花香炉上刻有“至大元年午汾阳琉璃寺诏伍塘城造”款。湖南衡东麻园窑址出土擂棒残器上刻有“延佑四年”款。元代磁州窑白瓷枕的外底有墨书“至治二年前五月十五造磁齐居(君)仁”款。元龙泉窑青瓷大花瓶上刻有“泰定四年丁卯岁仲伙吉日谨题”款。1979年江西丰城县征集的出土于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楼阁式瓷仓上有青花料楷书“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款；同时征集的出土于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塔式盖罐颈部有一周青花楷书款为“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收藏于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颈部有青花料楷书“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款。元磁州窑白釉褐花罐外壁釉下有褐彩书写的“至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款。另外，元代瓷器上还有一种不书年号的干支纪年款，例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土的钧窑双耳兽足炉上落有“乙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款。
明代纪年款
主要见于景德镇官、民窑瓷器上。官窑瓷器上冠以帝王年号款始自永乐朝，后成定制。但永乐官窑年号款只见四字款，官窑瓷器上落六字双行或三行楷书年号款并围以双重圆圆这一最常见的体式，则始自宣德朝；常见的六字双行围以双重方框的体式，始自成化朝。还有―种常见的环书于高足杯、碗足内沿的六字或四字年号款的体式，也始自成化朝。明代官窑瓷器纪年款以朝代款(又称年号款、年款)为主，民窑瓷器纪年款则以干支款较为多见。明代纪年款多以青花料书写，兼用暗刻、模印、釉上彩和白泥料书写。落款位置以器物外底最为多见。也有在器内底、近口沿、颈、肩、腹、流、柄等处的。官窑年款字体除永乐、宣德、弘治、万历朝有篆书体外，其他朝未见。款字排列方式，以六字双行和四字双行最为多见，六字三行、一排横书、一行直书、六字环形、四字钱文排列等极少见。官窑年款多由宫廷出样、御窑厂有专人负责照样书写，字体严谨规整。民窑纪年款则大抵随意书写，字体多草率不规。据有关专家考证，明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生产始自洪武二年()369年)。止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此期间官窑瓷器上的纪年款以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较多见，其他朝则少见。有人根据明代各朝官窑瓷器上年款的特点，将明代官窑瓷器年款总结为五句口诀，即“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这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
清代纪年款
清代景德镇官、民窑瓷器上的纪年类款，从款识内容看，主要分为朝代款(又称年款)和干支款两大类。年款多用于官窑器上，干支款多见于民窑器上。官窑年款以楷书或篆书的“大清某某年制”、“某某年制”、”某某御制”最为多见，如“大清康熙年制”、“雍正年制”、“康熙御制”等。款字多落于器物外底，个别的落于近口沿、足内沿等处。六字楷书年款多作双行排列，个别为三行排列或一排横列，款外围以双重圆圈、双重方框，也有无边栏的。六字篆书年款绝大多数作三行排列，少数作一排横列，极个别的为双行排列，款外多无边栏，个别的围以双重圆圈或双重方框。四字楷书或篆书年款多作双行排列，外围双重圆圈、双重方框，也有无边栏的，个别的四字篆书年款作上下右左钱文排列。清代纪年款可分成釉下青花款和釉上珐琅彩款、矾红彩款、金彩款以及刻、印款3大类，其中青花款在所有纪年款中占主导地位，珐琅彩款则集中出现于康、雍、乾三朝，随着珐琅彩瓷器的消失而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矾红彩款。刻划和模印款则用于颜色釉瓷器上，如白釉、厂官釉、仿钧釉、炉钧釉等。从字体上看，整个清代纪年款不外乎楷、篆、隶几种，其中楷书居于主导地位，自始至终都在使用．篆书款出现于康熙晚期，当时只用于供祝寿用的金釉蓝团寿字和五彩三多纹器上。雍正时篆书款增多，许多仿制名窑的品种上均喜用篆书款。乾隆时楷书、篆书款平分秋色。嘉庆及其以后各朝，篆书款数量渐减，基本以楷书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