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制器皿
中国制作和使用玉器的历史十分悠久。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玉器的种类及其社会功能也相应地不断演变。
至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玉就被神秘化、神圣化，出现了象征身份、地位的玉武器，以及与原始宗教有密切关系的雏形玉礼器。东周时期儒家赋予玉许多美德，玉被道德化了，流行“君子必佩玉”的习俗。到了汉代，人们迷信玉能保护尸体不朽，葬玉有了很大发展。以礼仪用玉和丧葬用玉为主体的中国古典玉器，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的玉器发展陷于低潮，风格体现出过渡时期的特点。隋唐以后，人们对玉的观念有了显著的变化。玉的神秘感、神圣感已逐渐消失，玉德观念也趋于淡漠；而玉的实用性、现实性明显增强，逐步走向世俗化、生活化，中国玉器从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唐代玉器走向世俗化、生活化的主要表现是，日常生活用玉在玉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玉器皿和玉装饰品不仅种类多，而且造型和纹饰也较多样化。在玉器中还出现仿金银器的玉石制品。这给唐代玉器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是玉器制作艺术的一种创新，也是唐代玉器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新课题。本文拟就唐代仿金银器的玉石器皿的种类、年代以及产地等问题，结合实物资料和文献记载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唐代仿金银器的玉石器皿，种类颇多，主要有杯、碗、盘、盒等类。
（一）杯 多数为玉质，少数为滑石制品。器形较为多样化，有八曲椭圆形、四曲椭圆形、带耳四曲椭圆形、椭圆形以及带耳椭圆形等数种。
（１）忍冬纹八曲玉长杯
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杯呈八曲椭圆形，深腹，底附椭圆形圈足。杯内壁两侧有弧形凸棱，居中的两条凸棱从口沿直至腹底。外壁碾琢尖叶忍冬卷草纹。杯口长径10.2、短径5.5、高3.8、壁厚0.15厘米。有的学者认为,“此杯形制与波斯萨珊银器完全相同,其装饰纹样是对南北朝时期已经流行的忍冬纹的直接继承，因此，它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
（２）八曲水晶长杯
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器形与忍冬纹八曲玉长杯相同，但光素无纹饰。 杯口长径9.6、短径6、高2.5厘米。有的学者认为，“该杯可能是中国工匠以波斯萨珊银器为蓝本而制作的仿制品。”
（3）八曲玉长杯
香港霍顿收藏。玉白色，有灰、褐斑。杯口为八曲椭圆形，底部有矮圈足。通体抛光，素无纹饰。长17.1、高6.2厘米。
（4）四曲滑石长杯
河南偃师杏园李存墓出土（M2954：6）。杯口呈四曲花瓣椭圆形，腹斜收，底附椭圆形圈足。长13.5、宽8.3、高3.7厘米。
（5）四曲滑石长杯
河南偃师杏园唐墓出土（M1921：20）。器形与上述四曲长杯基本相同，腹部稍弧曲，大小也相类。长13.2、宽7.4、高3.8厘米。
（6）素面玛瑙长杯
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呈橙黄色夹褐色。杯口为长椭圆形，中部下凹，两端翘起，圜底，通体抛光。长径11.5、短径7.2、高4.6厘米。有的学者认为，“它有可能是中亚的舶来品，或是对中亚粟特长杯造型的模仿品。”
（7）人物图像玉长杯
故宫博物院藏。玉青白色，局部有浅黄色斑浸。杯体椭圆形，外壁以阴线刻出六个手持器物的人物，似在进行器乐表演。底部刻朵云纹及细线纹。长14.9、宽8.5、高4.8厘米。
（8）单耳四曲花形玉杯
故宫博物院藏。青玉质，有瑕斑及褐色沁。杯口呈海棠式四曲椭圆形，扁腹，口沿一侧有扁片形柄，柄的中部有一孔。长17.6、宽12.2、高4.3厘米。
（9）云纹单耳椭圆形玉杯
故宫博物院藏。玉青白色，局部有黄褐色斑浸。杯体椭圆形，平底，有单耳。外壁饰浅浮雕云纹，杯耳透雕朵云状纹饰。宽19.9、高5.7厘米。
（10）环耳椭圆形玉杯
故宫博物院藏。玉白色，微带褐斑。杯体椭圆，腹下有椭圆形圈足，通体光素无纹饰。杯耳作环形，上部饰花瓣纹。长6.9、宽5、高3.1厘米。
（二）碗 有玉碗和石碗两种
（1）折腹石碗
河南偃师杏园李珣墓出土（M1710：16）。石料灰褐色。敞口，折腹，下附假圈足。通体平素无纹饰。口径8.5、底径3.5、高4.1厘米。
（2）六曲玉碗
美国纽约西园雅集收藏。玉青白色，有褐斑。碗口呈六瓣葵花形，外壁浮雕六组莲瓣花卉纹，在莲瓣纹内饰莲花、宝相花各三组，二者相间排列。在莲瓣纹上端两侧加饰对称的五瓣花朵图案。腹下有六瓣花形圈足。口径16.4、足径9.5、高10.1厘米。
（三）滑石盘
河南偃师杏园李存墓出土（M2954：2）。盘口呈委角长方形，浅腹，下附长方形矮圈足。长18、宽11、高2.7厘米。
（四）盒 多数用滑石制成，少数为玉质或石质。器形多种多样，有圆形、椭圆形、四曲椭圆形、委角方形、三瓣花形、叶形等。
（1）圆形玉石盒
陕西富平唐房陵大长公主墓出土一件圆形玉盒，详细资料尚未发表。河南偃师杏园唐墓出土三件。其中卢氏墓所出的一件（M1137：38）为灰褐色石料制成，打磨光滑，扁圆形，分盒身、盒盖两部分，作子母口扣合。直径6.8、通高2.6厘米（注15）。另两件为滑石盒，器形基本相同。其中一件（M1921：19）器形较大，直径16.2、通高7.2厘米。
（2）椭圆形斑玉盒
陕西凤翔县城南郊唐墓出土（M28：4）。玉青灰色带有黑色带状斑纹。盒呈椭圆形，盒身和盒盖为子母口，盖面、盒底均微鼓，通体抛光无纹饰。长径3.7、短径3、通高1.2厘米。
（3）四曲椭圆形滑石盒
陕西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的一件，盒身和盒盖均微鼓，子母口，盖面刻纹饰，在阴线网纹地上刻出层层叠压的花叶纹。长径5.8、短径4、通高1.8厘米。河南偃师杏园李存墓出土的一件（M2954：3），器形基本相同，盖面剔地阳刻牡丹花纹，四周加饰花瓣纹。长87、宽65、通高4厘米。
（4）鸳鸯花卉纹玉盒
陕西西安曲江池遗址出土。玉呈灰褐色。盒委角方形，作子母口扣合。盒盖和盒身的外壁剔地雕出相同的纹饰，主体纹样为花卉枝叶，四周侧面为蔓草纹。盒身和盒盖的顶端有一对透雕的鸳鸯作为盒的把手，对称的下端各钻一圆孔，嵌入金环钮，用于玉盒的启闭。此盒采用细线阴刻、剔地浮雕和透雕线刻相结合等多种雕琢技法，工艺水平较高。长4.5、宽3.5、通高1.4厘米。
（5）三瓣花形滑石盒
河南偃师杏园唐李廿五娘墓出土（M2901：2）。仅存盒盖，作三瓣花朵形（发掘者称作“云头形”）。每瓣都剔地阳刻花枝纹，当中一瓣花枝上刻饰一对嬉戏的鸳鸯纹。长10、宽74、高1厘米。
（6）叶形滑石盒
河南偃师杏园唐李廿五娘墓出土（M2901：18）。仅存盒盖，呈六曲花叶形。盖面剔地阳刻一株枝肥叶茂的花枝纹饰。长13、宽7.9、高1厘米。
二
上述仿金银器的玉石器皿中，杯的数量最多，造型也较为多样化，其制作年代显然有早晚之别。三件八曲长杯的器形基本相同，其造型具有浓厚的萨珊风格。美国旧金山美术博物馆收藏的“卷草八瓣银长杯”和日本白鹤美术馆收藏的“瑞鸟萱草纹八曲银长杯”器形都与上述三件八曲玉长杯基本相同。所以八曲玉长杯显系仿金银器的制品。有的学者认为，卷草八瓣银长杯和瑞鸟萱草纹八曲银长杯的“纹样表明系中国制造的器物无疑，由于器形上还带有浓厚的萨珊风格，其年代应在7世纪后半叶”。忍冬纹八曲玉长杯和八曲水晶长杯出土于何家村窖藏。该窖藏埋藏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在盛唐晚期，有的认为器物的年代不晚于天宝十五年，有的认为在德宗时期。最近有学者经过考证，进一步认为“何家村遗宝埋藏地点是刘震宅，埋藏时间为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爆发之时”。尽管何家村窖藏埋藏于8世纪后期，但窖藏中的文物并非同一时期的器物，这应是考古界的共识。这两件仿银器的八曲长杯，从其器形考察，应属盛唐时期的作品。另一件八曲长杯为传世品，造型风格相同，年代应亦相近。
四曲长杯两件，都是偃师杏园晚唐墓出土的文物，其中一件出于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李存墓。二杯形制相近，都属晚唐时期的器物。这两件滑石杯的器形与文宗开成五年（840年）崔防墓出土的银四曲长杯（M5013：38）基本相同。前者显系后者的仿制品。四曲长杯的造型与八曲长杯相比，外来文化的因素明显减弱。前者系后者的简化形式，其时代也比较晚。在唐代金银器中，四曲长杯屡有发现。例如：陕西西安市郊出土的鸿雁黄鹂纹银杯、西安太乙路出土的摩羯纹金杯、耀县背阴村出土的双鱼纹银杯和双鸾纹银杯、河南伊川唐齐国太夫人墓出土的双鱼纹金杯等。这些四曲长杯的器形大同小异，其年代都属中晚唐时期。
素面玛瑙长杯和人物图像玉长杯的造型也具有中亚和西亚银器的风格。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早期辽墓出土的一件银长杯，器形与上述两件长杯基本相同。有的学者认为，“李家营子银长杯的产地也应是粟特地区”。人物图像玉长杯刻饰的奏乐人物，从其服饰、姿态考察，属唐人风格，该杯应是唐代玉工仿粟特银器的作品，其年代可能晚于八曲长杯。
单耳四曲花形玉杯的杯身为四曲长杯，也属八曲长杯的简化形式，但省去椭圆形圈足，而增加一扁片形柄，其年代应与四曲长杯相近，属晚唐时期。
折腹石碗出土于偃师杏园李珣墓，该墓营建于开元六年（718年）。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折腹银碗，器形与这件石碗基本相同，有的学者认为银碗的年代属于8世纪前半叶。因此，银碗与石碗的年代相当。
六曲玉碗是传世品。在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中，多曲银碗一般为四曲或五曲，而银盘则以六曲居多。例如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熊纹银盘和凤鸟纹银盘的盘口皆呈六瓣葵花形，与六曲玉碗的碗口形状相同。前者的造型可能对后者有一定的影响。六曲玉碗的每个莲瓣都是由两个忍冬叶片对合构成，这是唐代金银器上常见的纹样。何家村窖藏所出金碗外壁的莲瓣也是这样构成的。何家村出土的上述金银器，其时代应在8世纪中叶以前，而六曲玉碗的年代可能稍晚。
滑石盘出土于偃师杏园李存墓，该墓营建于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其时代属晚唐时期。
圆形玉盒出土于唐房陵大长公主墓（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时代属初唐时期。圆形石盒出于偃师杏园卢氏墓（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属盛唐时期。两件圆形滑石盒都出土于晚唐时期的墓葬中。可见圆形玉石盒流行的时间很长，从初唐至晚唐都存在。在唐代金银器中，盒是数量最多的器类，其中圆形盒主要流行于盛唐以前，盛唐以后盒的器形趋于多样化。这种趋势在玉石盒中同样存在。
四曲椭圆形盒是滑石制成的。其中一件出于偃师杏园李存墓，属晚唐时期。另一件为西安韩森寨出土的花叶纹四曲椭圆形盒，器形相同，年代也相近。在金银器中，这种形状的银盒也是流行于9世纪。例如，偃师杏园唐穆悰墓（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出土的四曲椭圆形银盒（M1025：6），器形与上述两盒基本相同。西安市文管会收藏的黄鹂折枝纹椭方银盒（仅存盒盖），也呈四曲椭圆形，其年代亦应属9世纪。
鸳鸯花卉纹玉盒呈委角方形，在考古发掘中也曾出土器形类似的银盒。偃师杏园李归厚墓出土的双凤衔花纹银盒（M1819：13），器形与这件玉盒相类似。玉盒的造型可能仿自银盒，只是在开口的一端增加一对透雕的鸳鸯，对称的一端加设一金环钮，结构较为复杂而已。李归厚墓营建于文宗大和八年（834年），所出银盒属中晚唐时期的制品。鸳鸯花卉纹玉盒的年代可能稍晚，但也应是9世纪的作品。
三瓣花形滑石盒和叶形滑石盒都出土于偃师杏园李廿五娘墓（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应属晚唐时期的器物。该墓地的另一座纪年唐墓――崔氏墓（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出土一件绶带纹云头形银盒（M1921：29）（注41），其造型风格与三瓣花形滑石盒有类似之处，制作年代也相近。后者的器形似是前者的简化形式。
三
唐代仿金银器的玉石器皿集中发现于唐两京地区。玉器（包括水晶、玛瑙制品）主要出土在西安地区，滑石器则主要发现于洛阳地区。西安是唐代都城长安城的所在地，为皇室和高级贵族的聚居地。洛阳是唐帝国的东都，也是贵族官僚较为集中的地方。当时玉器和金器一样，只有皇室贵族和高级官僚才有权使用。《唐律疏议·杂律》舍宅车服器物违令条规定：“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此等之类，其在令文。若有违者，各杖一百。”可见只有一品以上的高官（包括皇室贵族）才能使用纯金和纯玉制成的饮食器皿，违背这个法令者，要受到“杖一百”的处罚。
上述仿金银器的玉器中，忍冬纹八曲玉长杯、八曲水晶长杯、素面玛瑙长杯等都出土于何家村窖藏。前文已述及，有学者认为何家村窖藏是租庸使刘震在泾原兵变时埋藏的；同时还认为刘震的职责是管理官府财物，窖藏中的器物“不是他个人的财产，而是收缴上来的庸调及官府的财宝”。刘震为“尚书租庸使”，属一品以下职官，按律令他个人是不能使用纯金、纯玉器皿的。何家村窖藏的器物属官府财宝，可能性是存在的。关于何家村窖藏，也有文章认为是“一个与道教有关的遗存”，或可备一说。
滑石器皿主要出土于中小型唐墓，墓主多为下级官吏或其亲属。例如：出土盘、四曲长杯和四曲椭圆形盒的李存墓，墓主仅为庐州参军。出土三瓣花形盒和叶形盒的李廿五娘墓，墓主为饶州乐平县尉李郁之女。可见当时社会地位不高的官僚地主阶层，不可能使用真正的玉器，往往以滑石器作为玉器的代用品。
关于唐代玉器的制作地点问题，缺乏明确的文字记载。考虑到玉料的难得和价格的昂贵，玉器的主要制作地点应是都城长安，而且是由皇室和中央政府所属的官府手工业作坊负责制作。《新唐书·百官志》记载，掌冶署“掌范鎔金银铜铁及涂饰琉璃玉作。……凡诸冶成器，上数于少府监，然后给之。”可见“玉作”系隶属于少府掌冶署管辖的官府手工业作坊，主要为皇室和高级贵族碾琢各种玉器。长安城中另外一处制作玉器的机构，应该是兴盛于晚唐时期的文思院。文思院属“供天子燕私”的内库管辖，从考古资料得知，文思院至迟从唐懿宗时就已成为宫廷内打造金银器的作坊院（注46）。唐代的文思院，除打造金银器外，是否还制作其他器物，文献失载。据《宋史·职官志五》记载：“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采、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凡器服之用”。由此推想唐代的文思院可能也是综合性的官府手工业作坊，除金银器外，也制作玉器等其他珍贵器物。
唐长安城内，除了专为皇室贵族服务的官府玉工外，还存在民间玉器手工业工人，在市场上也能买到玉器。新、旧《唐书·柳浑传》记载，德宗时玉工为皇帝制作玉带，摔坏了一块玉带銙，便私自到市场去买一块玉銙补上，结果被德宗识别出来，玉工差一点被处死（注48）。这说明官府玉工制作的玉器明显优于民间玉工的作品，因而易于识别。何家村窖藏中的忍冬纹八曲玉长杯、八曲水晶长杯、玛瑙长杯，以及传世的八曲玉长杯、六曲玉碗等，工艺技术精湛，应属中央官府玉工的杰作。至于用滑石或其他石料制作的杯、碗、盘、盒等，多数应是地方官营手工业作坊或民间工匠制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