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初: 把古籍的收藏、整理、点校、实用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中华收藏网讯】在诸多收藏门类中,什么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灵魂?我看答案只有一个:古籍。
的确,文化内涵之丰富,传承年代之紧密,散见范围之广泛,古籍是任何其他收藏门类所难以比拟的。但是,遭到忽视、破坏最为惨烈的,也是古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古籍首当其冲。我在某市亲眼目睹,被查抄、没收来的古籍,堆在一座老式楼房的楼上,瓦破屋漏,古籍正在霉烂。住在楼下一位抱孩子的老太太,偷偷地问我:“难道这些东西任其霉烂,是真的没用了吗?”我感到茫茫然,无法回答。我晓得,从旧社会长大的人,尽管没有文化,也都知道爱惜书本,爱惜字纸。都会说:“那上面有孔夫子。”字纸不能乱丢,不能践踏。有做好事的人背着竹篓,拿着火钳,走街穿巷,专拣字纸,倒进砖砌的焚纸炉,烧为灰烬,化为缕缕青烟。我看炉口写着四个字:“惜字如金”。
有“惜字如金”的漫长岁月,也有视古籍似粪土的“非常时期”。当人们从噩梦中醒来,民间的古籍已稀似晨星。好的古籍,基本上已集中于政府机构。
古籍需要整理,需要点校,才能“古为今用”。明朝时,兰溪有个学者胡应麟(1551-1602年),称所居为二酉山房,藏书42384卷。明朝末年,胡应麟旧居及藏书,归进士唐圮庵所有。他准备把藏书中金华府(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浦江、永康、武义)作者的文章选录出来,辑成一部《金华文略》。这一工作比较繁复,特请东阳学者王崇炳到兰溪主持。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至四十八年(1709年)完成,并予版印成书。但到乾隆七年(1742年),不但整套的《金华文略》少见,连书版也被虫蚀。当由学者徐汝服、夏溶川等商议予以补刻重印时,唐圮庵、王崇炳等已去世,请来了王崇炳的儿子王国陛主持其事。重印的《金华文略》共二十卷。
20世纪末,东阳年垂90的文史老人郭佐唐,建议把东阳历代文人著作的古籍点校整理出来,出版一部《东阳古籍丛书》。他的建议受到东阳市政协等单位的支持,聘请浙江古籍出版社退休学者赵一生主持其事。赵一生是东阳人,又请东阳学者9人参与点校,我也忝在其列。
许多人认为:整理古籍可有可无,大可慢慢来。《东阳古籍丛书》因文史老人郭佐唐和一位最积极的行政领导华德韩的相继去世而一度被搁浅,直到2008年,被搁浅的船只又启动了。断断续续,我分工点校过三部古籍:《春秋纪传》《梧冈诗集》《金华文略》。
现在,各地公家集体、私人着手整理、点校古籍的很多。我想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写出来,以便交流:
一、多搜集有关参考资料
我点校的第一本古籍是清朝康熙年间李凤雏的《春秋纪传》。此书系以《史记》为体例,将春秋年间的人物改为纪传体。《左传》约18万字,而《春秋纪传》有55万字。我的参考资料只有《十三经集注》《左传全译》《国语全译》等。由于春秋时诸侯都有自己的纪年,同一事件在各国的纪年是错杂的。我忽略了这个问题,过分相信原作者,以致主编审稿时,对照杨伯峻的有关著作,花了很大功夫,才逐一改正过来。
其实,早在晋杜预的《春秋纪传集解》里,就有《年表》和《名号归一图》。可惜未见此书,以致事倍功半。当然,《四库全书》里会有此书,但连影印本也只许到图书馆查阅,不许外借。
唐舒元舆(?-835年)作《牡丹赋》,受人传诵。舒元舆在“甘露之变”中被宦官仇士良等杀害。后唐文宗读《牡丹赋》,缅怀作者,凄然流泪。《金华文略》收有此赋,没有自序;《金唐文》辑有此赋,有作者自序。又传世明祝允明手抄《牡丹赋》中,也有自序,我据手抄本补入序言,并订正数字。如“乍疑孙武,来此较战。其战谓何?摇摇纤柯。”春秋时,吴王请孙武教宫女作战,孙武军法从事,斩不听命者,宫女遂无不听命。牡丹细枝在风中摇动,犹似宫女颤抖。“较战”两字费解,经对照手抄本,实是“教战”之误。
南北朝梁时,著名学者刘峻(孝标)隐居金华,著《山栖志》,史称“其文甚美”,实为金华韵文之祖。《金华文略》收有《山栖志》,是从宋《艺文类聚》中抄录的。日本所藏的《大藏经·广弘明集》中,也辑有此文。经对照,订正多处。如“矧专噬壤,民欲天从。”“矧”,一般作况且解;“专”,专门;“噬”,吃;“壤”,土壤;“民欲天从”,犹天从人愿。八字意不可联,经过《广弘明集》,“矧”系“蚓”之误。《荀子·劝学》:“蚯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八字意为:像蚯蚓那样专心吃泥土,天也会从人愿。
二、了解古人行文惯例
点校古籍的难易,是同古籍距今年代的远近成正比例的。我点校的第一部古籍《春秋纪传》,虽然作者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人,但全书内容都是春秋时代,全是先秦文字,比较生疏。为了弄懂文字,我曾列举一表,说明书中某字,实通今文某字。如:逆女=迎女;平=讲和;即=亲近;替=衰微;小之=轻视他;从=追赶;策勋=记载功劳;右渠=右侧方阵;遂=赠送死人衣衾;董成=主持和谈;游=旗下飘带;万=舞名;越席=蒲草结成的席;不凿=不舂去外壳;致师=挑战;门=攻城门;田备=打猎用具;锐=细小;邮=过;施=陈尸;富、都、那、竖=容、闲、美、未冠……
列入《金华文略》的宋王柏《(六字义原)序》一文,有:“尝读《易大传》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云云物之情。”《易大传》,指《周易》的组成部分《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云云”指“如此如此”,为旧日报纸常用词。夹在文中,两字错开,是什么意思呢?我忽然想起解放前在南京监察院当录事,抄公文,往往遇到拟稿人写:“(原文照抄,至)”,拟稿人可省略,抄稿人则应照来文添抄。如此,则“云云”是原稿省略文,刻版的应检《易大传》刻足,照刻“云云”是不对的。于是,我按《周易·系辞下》为之补上:“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此之宜,近取之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
《金华文略》辑南宋文章,每有“□”。推所空之字,当是“虏”字。南宋骂辽、金、蒙古为“虏”,清初为什么要忌讳“虏”字呢?我忽然想起,早年东阳选辑《张国维》一书时,文史老人郭佐唐给我一信: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奏章中有“东有岛夷,北有丑虏”一语,未悉此书辑入《四库全书》时曾否删改?我去金华市图书馆查阅《四库全书》缩印本,结果发现“东有岛夷,北有丑虏”已被改为“东有岛夷,北有劲敌”。
清初讳“虏”,说来好笑,但是事实。与朱元璋的讳“僧”、讳“贼”;阿Q的讳“癞”、“光”、“亮”、“灯”,是同一心态,同一毛病。
三、分清地名、人名和书名
点籍原无标点,点校时如不分清地名、人名、书名和职称,很容易混入正文,造成差错。我在参与复校部分初校本时,就发现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如:
(一)《金华耆旧补》叙明将吴百朋至福建打倭寇,“内地漳潮平乐始兴黄沙翁源……俱平。”初点校为:“内地漳、潮平,乐台兴。黄沙,翁源……俱平。”其实“平乐”、“始兴”都是县名,不能点开。应作:“内地漳、潮、平乐、始兴、黄沙、翁源……俱平。”
(二)《史学节要》称:“尚书令五鹿充宗颛权用事。”初点校为:“尚书令五鹿充、宗颛权用事。”以“五鹿充”、“崇颛权”为二人。其实“五鹿”为复姓,“充宗”为人名,“五鹿充宗”为一人。“颛”同“专”,“颛权”即“专权”。
(三)《一鸣集》万青藜叙:“今秋东瓯试毕,登江中孤屿,眺绿嶂山,高吟谢客二诗。”初点校将“谢客”加书名号,作为诗篇名称。东瓯江中孤屿,指温州瓯江江心屿。“谢客”实指南朝宋谢灵运。谢灵运的奶名为“客儿”,故称“谢客”。
四,订定原文差错要慎之又慎
古代文字,每多通用。古代诗词,也往往字数不一。因此,不能以现代文字常规,牟然认为古籍有差错,即予校改。如有人以为《渔歌子》是七绝,指出第三句漏了一句。又如:有人戏称好抄袭者为“文抄公”,编者改为“抄公文”,闹了笑话。
古籍点错标点符号,即所谓“点破句”,贻笑大方。因此,订定原文差错,一定要慎之又慎。确有把握,方予订正。
如郑泳《半轩记》,一开头就说:“岁在徒维君滩孟冬之始,构轩三楹,间于听雨楼之北。”按《尔雅·释天》,“徒维”为天干中的“己”,“君滩”为地支中的“申”。由于天干十,地支十二,轮回排列,天干单数只对地支单数,天干双数只对地支双数。而“己”为双数,“申”为单数,六十甲子中没有“己申”,显属有误。古人写错干支也屡见不鲜,但不知错在“徒维”还是“君滩”?只能于校记中说明“干支有误”。
明朝初年,有个著名学者王裨,义乌人,与宋濂同任修《元史》总裁官。明太祖朱元璋曾对王袆说:“浙东有二儒,卿(你)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王袆的“秫”字,一般书籍均作“袆”。《金华文略》收王讳文章多篇,具名大多从“衣”,但也有从“示”。这正同文徵明原名壁,一般书籍往往作“璧”。其实应从“土”,不从“玉”。因为他的哥哥叫文奎,也从“土”。“奎”、“壁”是星宿名称,均主文衡。我曾从某书见到王袆兄弟的名字也从“衣”,故以“王袆”为是。
《金华文略》介绍作者徐次铎时,有句:“补注唐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是家喻户晓的书,是清朝人所辑,但徐次铎是宋朝的人,宋朝的人何以会补注清朝的书?显属有误。误在何处?很难推测,必须找到证据。最后,我从《两浙著述考》中查到,徐次铎“又作《唐诗传注、补注、音训》。”乃予校正。
五、妥善处理方格,墨丁、划版
古籍多次翻刻,鲁鱼亥豕,差错在所难免。有时,因原籍破败虫蚀,字迹不清,翻刻时为慎重计,按字数留出方格“□”,不妄加添补。另外,翻刻时遇到疑难字句,留出若干字暂时不刻,但到付印时仍未解决,则印刷出来,这些字句,单字变成方块墨丁,数字即成墨条。
至于“划版”,是指刻时原有文字,到印刷时发现某些文字因政治问题,属于违碍,为免发生文字狱,干脆用刀把它划掉,即所谓“划版”。印刷出来是一段或数字空白。
古籍里的方格、墨丁、划版,简直是古人给我们设下的许多谜语。需要我们费神去一一琢磨,力求找到较为满意的答案。
王崇炳《朱阁部未孩公传略》中,有十一字未印出,但有模糊墨痕。书上有人注写:“未印清楚。”其实不是未印清楚,而是被人用刀划去。墨痕是残版刷上墨后映上来的。“朱阁部未孩公”,指明末坚守金华抗击清兵的兵部右侍郎朱大典(号未孩)。原书初印于康熙年间,至乾隆年间翻印时,发现原文有违碍字样,即予划去十一字。对照《明史·朱大典传》,无法确定所划十一字内容,只得改用十一个“□”作缺文,并注明属划版。乾隆年间的文字狱有甚于康、雍者。如郑板桥手写刻本《郑板桥全集》,也有划版之处。
六、找出最闪光的东西
囿于时代崇尚,古籍中最多的是有关十三经的集注、训诂、辨解、争论,显得过于繁琐。但如收入《东阳古籍丛书》的宋王益之《职源撮要》、王象之《舆地纪胜》《舆地碑纪目》,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清王崇炳《金华征献略》《金华文略》等,都是很有价值的书籍。
我是研究中国书画的,有关书画的文章,也每有发现。如唐舒元舆《录桃源画记》,叙四明山道士叶沈所藏古画《桃源图》,张壁观之,“自觉骨戛清玉,如身入镜中,不似在人寰间。眇然有高谢之志,从中来坐(座)。”此文言简意赅,被后人选人《唐文粹简编》。
古人的收藏,非今人所能想像。汉宣帝时,最宝贵的藏品是随侯珠、汉高祖斩蛇剑、传国玺、宝鼎。有些书还说到收藏品有孔子履、杨贵妃锦袜、王莽脑壳……明洪武八年(1375年)五月丁丑,朱元璋拿出半个大桃核,“其长五寸,广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赐汉武桃’及‘宣和殿’十字,涂以金,中绘龟鹤云气之象,后镌‘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记’,其字如前之数,亦以金饰之。”嘱宋濂写一篇赋。宋濂遵旨写了篇《奉旨撰蟠桃核赋》,写得十分冠冕堂皇,但在所附“窃记”中说:“庚子”是宣和二年,已改宣和殿为保和殿,甲申月也无丁酉日,十分可疑。他认为这个桃核不是汉武帝时东西,字也不是宋徽宗所写,当是后人假托。
从众多古籍中,选出最为发光的篇章,分门别类,均可古为今用,促进各种学术、科技的发展。
古代的典籍,写在竹简上,互相传抄,定多差错。至迟在东汉时,皇室已有专藏典籍的机构,也有负责校核典籍的官员。东汉设校书郎中,简称校书郎,历代因之。唐元稹《赠三吕校书》诗:“同午同拜(任)校书郎,触处潜行烂熳狂。”校书需要渊博之士,但后世也或滥竽充数,饱食终日,校不出差错。就用浓墨把不错的字涂掉几个,在旁注上原字,作为成绩。可能上司发现弊端,规定不准涂原字,而在旁边贴笺条校记。
随着印刷术的不断发展,明代开始,不设校书郎。但宫廷书籍,如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四库全书》,均设校对官。像《四库全书》,每本写明译校官、覆堪、总校官、校对官及誊录入员姓名。以示慎重,以明责任。
康熙年间编纂的《佩文韵府》,编纂官有李光地、王鸿绪、钱名世、查慎行等;校勘官有汪士鋐、陈邦彦等。此书字数近亿,是古籍单部头中字数最多的书。所收词条,比现代出版的《汉语大词典》还多。我在复校汤庆祖《五喦诗稿》时,搞不懂“家有斗大园,鲑菜可廿七”。后从《佩文韵府》找到“二十七”条,才知北齐庾杲之,食菜只有韭葅、(艹瀹)韭、生韭,戏称:“三韭(九)二十七。”
民国时,南京中央图书馆在山西路设城北善本图书馆。1948年,我曾至该馆阅览本图书,阅览室门外木架上,放着一排铜脸盆,挂着白毛巾,阅览者须先洗净双手,然后入室借阅。该馆所藏,全系古版本、手抄本、孤本、原稿本。临解放时,藏大木箱一千只,运往台湾。
除了皇家、国家藏书,便是私人藏书。明朝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1505-1585年),于原籍鄞县(宁波)建天一阁,藏书7万余卷。其中最宝贵的明代地方志,达435种,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多。
除了私人藏书,便是私人校书。如果范钦是藏书的典范,则卢文船(1717-1795年)是校书的典范。卢文昭,仁和(杭州)人,乾隆十七年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曾任编修、侍读学士、湖南学政等职。卢从小喜欢抄书、校书,一生曾校书二百十余种。汇刻的《抱经堂丛书》,为当时最佳版本。
“古为今用”,从实用价值出发,在古籍中辑录成书的,也大有人在。如清初海宁人陈邦彦(1678-1752年),康熙四十二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入直南书房。他从历代浩瀚的诗集中,选出题画诗8900余首,分为30类,编次120卷,进呈康熙皇帝阅览。康熙皇帝亲为写序,遂以《御定历代题画诗类》的名称版行。时至今日,此书对研究书画者、书画家仍颇有参考价值,已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95年影印,改名《历代题画诗》,正文即达4164页。
《历代题画诗》未曾标点,但由于全书是古诗、律诗,还是容易读通的。诗歌以外的古籍,未加标点,则较难读通。标点也难,不少经过标点的古籍,差错甚多。曾见一部经过标点的影印本,有几页错得很奇怪。全页应点的地方,都高了一个字。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原本是借来的,只能蒙上玻璃纸,把标点点在玻璃纸上。摄影时稍有不慎,玻璃纸走动了一下,印出来的书就出现怪现象了。
现在,有了复印机,把古籍复印出来,再加点校,就方便多了。我参与古籍点校工作,历史很短,水平很浅,成绩很小。每点完一部书,我都惶惶不安,唯恐有所疏漏,贻误读者,贻误后世。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足见其难。但我总算钻了一番,尝了酸甜苦辣,所以不揣孤陋,把粗浅的心得写出来,抛砖引玉,望能引起社会的重视,把古籍的收藏、整理、点校、实用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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