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自魏晋萌芽、隋唐形成以来，对笔墨风格的探索就从没停止过，无数大家为其穷其智慧。在表现形式及风格上，更是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位大家都有自己的面貌。纵观历史，山水画家之多，作品之众，理论之丰，使得山水画一直处于中心地位。
山水画艺术风格发展总体上是从写实到写意。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但出现了山水画，还出现了专门的山水画论，如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唐代山水画独立分科，山水画技法和理论成就有了新高度。荆浩在《笔法记》中，记录了其山水画创作的思想和过程，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六要”：气、韵、思、景、笔、墨，这是对山水画创作规律的精要概括，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将笔墨同时提出，在山水画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其实，笔墨二字已经包含了中国画的审美特性、造型规则和品格档次。荆浩的笔墨观和绘画理念开启了五代至北宋山水画的辉煌，以荆浩为代表的山水画传统，笔墨要 “隐于形”，无论勾勒、皴擦，还是水墨渲染，都是为了构建笔底的山水境界。之后的关仝、李成和范宽皆属荆浩一脉，各有侧重和发展，李成强调染，范宽强调皴，皆为强调笔墨。
董源巨然是与荆浩关仝同时代南方山水画派的代表人物，作品重“虚静恬淡”“平淡天真”“朦胧缥缈”“悠远深邃”，与荆浩关仝重“图真”“笔墨”“朴素玄淡”“心随笔运”“删拨大要”形成对比。荆关董巨代表着同时期南北方山水画风格的不同特点，他们不仅开创了南、北山水画派，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山水风格，其影响对元明清乃至当代都很深远，尤其对文人画影响巨大。比如董源山水对“吴门画派”“松江画派”及后来的“四王”“四僧”画风的形成都有重要意义。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就把董源一派定为南宗主脉。
山水画风格演变到李成范宽是为三变，一变为二李，开创重彩山水，二变为荆关董巨。李成范宽继承发展了荆浩的理论技法又有创新和突破，一个重“皴”，一个重“染”，皆是“隐迹立形”，又开始显现皴法的自由。因此说，到李成范宽时期，山水画笔墨线条已经从 “以形隐迹”慢慢演变发展到了“以迹立形”， 这种村发的自由即“线条”的解放，也为文人从事绘画并成为潮流提供了技法上的可能。
四变的刘李马夏，即南宋的院体山水画，特点是水墨刚劲，董其昌将其列为“北宗”，“文则南，硬则北，不在形似，以笔墨求之。”即所谓北宗画用笔硬，而南宗画用笔文。
五变的大痴（黄公望）黄鹤（王蒙），与吴镇、倪瓒并称“元四家”，他们生活在同时代、同地域，或师承、或密友，各自有着自己的山水画风格。如黄公望师董源，章法多变，有浅绛和水墨两种风格，特点是浑厚华滋。吴镇师董巨，画江南之景和渔夫之图，草木郁茂，墨气陈厚。倪瓒既师董源又参以荆关，创折带皴，笔简清萧。王蒙师赵孟頫和董巨，画面山重水复、繁茂苍茫，善用解索。他们四人不仅有历史上无可替代的开宗立派地位，对后世影响也是有目共睹。又皆由荆关董巨一脉继承和发展起来。
明清两代是山水画流派纷呈的时代，首先以戴进和吴伟为代表的浙派，继承南宋院体风格，师法刘李马夏，善用大斧劈。其次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主要代表的吴门画派，属文人画体系，承元代风格，又将元代简疏放逸变为文雅蕴藉。接下来是强调传统的“四王”、锐意创新的“四僧”和崇尚自然实景的“金陵八家”。“四王”一味继承，泥古不化。“四僧”不守前人风格，笔情意纵，个性鲜明。“四僧”的艺术成就在清代使得传统文人画达到了新高峰。他们不仅学识修养高深，创新精神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这一变又一变，演绎着山水画风格从真山真水到胸中之意的变化。元以前师造化，重形似，元之后发心源，重意趣，宋元交替之时，正是艺术追求上的分野时期。在转变的过程中，文人画形成并把书法融入绘画，于是笔墨在山水画中，除了写形之外，还具有了某种可供欣赏的抽象美。尤其是生宣的出现，更放大了笔墨的效果，更适合文人们对笔墨情趣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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