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载时光，王世襄与范遥青的书信谈艺录
王世襄，出身京城名门，当代著名学者、文博大家。范遥青，常州人，出身农民，当代留青竹刻名家。这两个出身悬殊的人，因为对留青竹刻艺术共同的雅好而结缘，自1983年5月两人初识，到2007年10月之间，书信往来长达20多年、170多封。
《竹墨留青——王世襄致范遥青书翰谈艺录》一书，不久前由三联书店出版，精选了王世襄写给范遥青的135封书信。本周，《城事·档案柜》记者走进范遥青家中，听老人讲述书信背后的艺术人生故事。
本报记者李桦通讯员陈期翁丽娟文摄
上世界80年代末，王世襄（左）先生与范遥青的合影
执着竹刻的农民让大家青眼有加
今年74岁的范遥青，老家在常州雕庄。他的祖辈是做鸟笼的，他也做得一手好鸟笼，主业则是种地，但他一直对留青竹刻十分痴迷。后来，他结识了常州留青竹刻大家白士风。文革结束后，常州工美研究所组织了一批能工巧匠，白士风当时在工美研究所搞留青竹刻。有一次，工美所接了一批出口日本的竹刻镇纸订单，来不及做，就喊了范遥青去帮忙，他在那里待了一年半。
范遥青告诉记者，和王世襄先生结缘，还要感谢香港著名竹刻收藏家、鉴赏家叶义先生从中牵线。
叶义喜欢收藏竹刻作品，上世纪80年代，他便与常州留青竹刻名家白士风和徐秉方有交往。有一年，叶义到常州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还寂寂无名的范遥青拿到了叶义的名片。范遥青按名片上的地址，请一位熟人的亲戚带了一件作品到香港，请叶义指点。当时，是不能随便寄信到境外的。
后来，叶义在英国办了一次留青竹刻作品展览，徐秉方和范遥青均有作品入选，展览结束后，出了一本作品集。叶义把这本作品集送给王世襄看，王世襄得知，范遥青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却一直在坚持这门濒临灭绝的艺术，便对他青眼有加，从此，王世襄便以老师之职，对范遥青的竹刻进行全方位的指导，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生。
20多年，两地谈艺录
1987年1月20日，王世襄先生写给范遥青的信
1983年5月30日，王世襄给范遥青寄来了第一封信，从此拉开了一位文博大家与一位农民竹刻家长达20多年的艺术笔谈。
第一封来信，差点没有收到
回忆起往事，范遥青很是感慨，“这封信我差点没收到，当时信寄到了常州工美所，而我当时在雕庄乡下，幸亏有一位热心的徒弟重新写了个信封，把王世襄先生的这封信装在里面，转寄到了雕庄我的家中。当时收到这封信，心情只有两个字：狂喜！”
在这封信的第一段，王世襄就开诚布公，“对我来说，一切竹人我是一视同仁的，只是不出名的，艺术高于其声望的，应该替他鼓吹鼓吹，助一臂之力。我对竹人并无所求，也并不想要你们刻的东西，巧取豪夺。只是希望振兴祖国这门传统艺术而已。”
第一封信，王世襄就对范遥青的艺术创作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和看法：要自己打稿，自己设计，自己刻，这非常重要，今后如能高出他人一等，就应该高在这一点上；要题材多样化；要风格各不相同；要有不同刻法，加上立体圆雕、透雕，不要全是留青。王世襄还提到，他请人拍了支慈庵（编者注：支慈庵，苏州人，1904-1974年，著名竹刻大家，培养的弟子有徐素白、方锦霞等）刻的一块臂搁，“一面是荷花蜻蜓，背面竹黄全是蚕桑，极精。”放大后效果如好，就寄给范遥青供揣摩学习。他还叮嘱范遥青，“竹材非常非常重要，应好好准备，入冬进山采竹。总之，一切事要认真，要下功夫。天下无不下功夫而能有收获的事。”
“要自己创稿，自己设计，自己刻”，这个观点，王世襄在后来的信中又多次提及和强调。范遥青告诉记者，他一直记着王世襄对自己的教诲，即使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还坚持由自己画底稿。
记者看到，这100多封来信，有些是用毛笔书写的，字体洒脱隽永，令人忍不住啧啧赞叹。小心翻阅这一沓沓书信，记者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家长里短，多为王世襄无私指导范遥青、提高他的艺术修养的殷切之语，王世襄对竹刻艺术的殷切爱护和扶持之心，随处跃然字里行间，如1987年12月1日来信：“我认为刻十件寻常的，不如刻一件极精的。刻平时常刻的技法，不如刻没有试过的技法。只有这样才有长进和提高。我认为这就是奋斗的方向。”1998年3月1日来信，得知范遥青开始坚持自己设计画稿，非常高兴，在信中写道，“一定要如此，才能有进步，有突破。否则总是寄人篱下，让人牵着鼻子走，而且无法表达自己，一只鹦鹉而已。”
在王世襄的来信中，也不乏对范遥青在艺术上走了“偏路”的直言不讳的批评，如1985年11月11日的来信中，这样说道，“黄老（编者注：指黄苗子，当代知名漫画家、美术评论家）的字请用阴刻，刻后不可填色，填色便不大方了。一切竹刻恐只有对联、匾额大字可填色，其他艺术品一填便俗，不知以为然否。”
范遥青告诉记者，他本名叫“范尧卿”，而“范遥青”则是他的艺名，是王世襄帮他改的，取自唐代大诗人韩愈诗句：“草色遥看近却无”，意思是，做一棵小草，做好本业，不要去争名利、争什么大师，还嘱咐他在竹刻上落款用“小技耳”较好。范遥青说，这是王世襄先生的衷告，让他没齿不忘，永远铭记。
北京见面，有幸去故宫博物院看库房精品
书信来往谈艺20多年中，王世襄与范遥青曾见过几次面。
第一次见面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但具体是哪一年，范遥青说他不太记得了。王世襄的家住在北京芳嘉园胡同的一所四合院内。“我坐火车去的北京，把钱缝在裤子口袋里，呵呵，还带了全国粮票。”范遥青回忆。
在北京，范遥青在王世襄先生的提携下，在艺术上得以大开眼界。王世襄拿出自己收藏的竹刻名品给范遥青欣赏揣摩，还是没过瘾，他就带着范遥青，去故宫找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去库房里看那些竹刻藏品，抬出了整整两大箱，他们就戴着白手套，一件件观赏，有明代的，有清代的。“当时也没有照相机，就拼命靠眼睛看、脑子记。”范遥青向记者回忆道。他说，记得当时看到了一件清代早期的陷地刻白菜笔筒，菜心深达六七层，手掌大小，精美异常，令他印象极其深刻，心灵极其震撼。看完藏品，王世襄说，可以尝试把常州的留青技艺与陷地刻技艺融合，创造出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来。后来，范遥青就以陷地刻为主攻方向。历史上陷地刻只有荷花、白菜二种刻法，在这个基础上，范遥青又新创了百合花、令箭荷花、兰花等题材品种，留青与陷地刻技法相结合，突出了刻的味道，以少胜多。
通过王世襄，范遥青又结识了李一氓、启功等喜欢竹刻雅好的知名文化人士。李一氓收藏的竹刻作品，大多捐给了四川博物馆。李一氓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农民竹雕家》，发表在1985年3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文中这样评价范遥青的竹刻艺术：“精到之处，不比明清两代的竹刻名家差，甚至，不管怎么说，可能还比他们好。”
2008年，得知常州竹刻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已在病榻上的王世襄还特意打来电话祝贺，并对几位常州竹刻艺人念念不忘。2009年11月，95岁的王世襄去世。范遥青说，王世襄先生留下了很多很多，有文化、有艺术，更有光风霁月的品格，以及对常州竹刻艺术的源远影响。虽然他和王世襄的书信所有权属于他本人，但他认为，王先生的治学方法和美学思想应该为学界公有，这也是他愿意把它们整理并出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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