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是一种以夸张、讽刺、幽默见长的特殊画种。中国现代漫画兴起于清末明初，当时的社会局势致使中国现代漫画迅速崛起，这种以讽刺和揭露为创作主题的绘画形式被世人接受，并最终成为中国画坛上一个独立的画种。
中国古代有没有漫画，过去的研究者都未加以肯定，甚至很多认为是没有的。
“漫画”一词，并未见于中国古代绘画史，人们总认为它是从日本传来的。漫画界的前辈丰子恺先生说：“（漫画）这两个字在中国向来没有。”但在我国最早的一本随笔——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中《瀛莫间二禽》，就提到了“漫画”一词：
“瀛莫二州之境，塘泺之上，有禽二种……其一类鹜，奔走水上，不闲腐草泥沙，唼唼然必尽索乃已，无一息少休，名曰‘漫画’”。
这里的“漫画”虽然是指一种鸟类，但至少证明这个词在古代中国早已有之。其实在日本，“漫画”一词最早出现于1771年的文献《漫画随笔》，内容正是借鉴中国的这篇古文，用来指代鸟类。只是40年之后，擅长诙谐、戏谑绘画风格的日本“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出版了名为《北斋漫画》的画册，后又相继以“漫画”的名称出版了许多绘本，漫画一词由此成为了讽刺与幽默风格绘画的统称。
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漫画”所指代的是一种绘画形式，它的出现就要晚的多。据说是丰子恺先生从日本回国时，用简笔画了一些幽默有趣、反映世事的绘画作品，1925年开始在上海《文学周报》上发表，名为“子恺漫画”。借此，“漫画”一词才得以流传，成为我们众所周知的画种之一。
综上所述，“漫画”一词最早起源与古代中国，作为鸟类的名称传入日本，后演变为讽刺和幽默的画种名称，又回流中国。
判断中国古代有无漫画，不能简单地看古代有没有“漫画”这一画种，也不能对古代文献中“漫画”一词做望文生义的解读。而应该紧扣它与传统绘画的区别，从中寻找线索。一般绘画是通过精准的线条、和谐的色彩、讲究的布局来表现事物；而漫画则无此限制，它是一种评论性的艺术，以人、事、物为题材，通过别具匠心的构思，借助夸张等幽默的表现手法去进行创作。所以幽默与讽刺是评判一幅作品是漫画与否最本质的依据。
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很多绘画作品，虽“无漫画之名，却行漫画之实”。
漫画史论家黄远林认为山东武侯祠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夏桀》，可以算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幅漫画。
《夏桀》
画中桀手持长戈，坐在两个女性的肩背上。通过桀把人当坐骑的刻画，用漫画式的语言简单形象的抨击了这位残暴荒淫的统治者。
宋代庸秀才《苏东坡咏草虫八物诗意》画卷，绘草虫：天牛、蝉、壁虎、蟋蟀、蛤蟆、蜗牛、螳螂、飞蛾八只。苏东坡与庸秀才合作，为其八虫分别赋诗一首，看似借物抒情，实则是对当时的政敌王安石一党进行讽刺和挖苦。画中一首咏叹蜗牛的诗，写道：
“警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竞作黏壁枯。”
此诗描绘了一个“腥涎”仅能打湿自己身躯的可怜虫，它不自量力，带着一股腥气，只顾不断地往上爬、爬、爬……最后涎干命绝、枯死在墙壁上。诗以蜗牛讽刺王安石能力有限，但官途一路直升，总有一天也像蜗牛一样，油尽灯枯。
另一首诗借咏飞蛾，以飞蛾指代北宋大臣章惇，以此来讽刺他在当权与被贬后的两种情境。原诗云：
“双眉卷铁线，两翅晕金碧。初来花争妍，倏去鬼无踪。”
这幅《苏东坡咏草虫八物诗意》，无论从内容、立意上来说，都称得上是我国古代的一幅讽刺漫画。
明 李士达《三驼图》局部
又如明代画家李世达的《三驼图》，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漫画。画面用简练夸张的笔法，描绘了三个矮胖驼背的老头聚在一起嬉笑，人物造型滑稽可爱。画上有同时代文人钱允治、陆世仁、文谦光的题诗，分别为：
“张驼提盒去探亲、李驼遇见问原因。赵佗拍手呵呵笑，世上原来无直人。”
“可怜同病转相亲，一笑风前薄世因。莫道此翁无傲骨，素心清澈胜他人。”
“形模相肖更相亲，会聚三驼似有因。却羡渊明归思早，世途只见折腰人。”
结合诗句，我们可以了解，作者是以驼背作比喻，讽刺那些貌似正直，实则却是奴颜媚骨的“折腰人”，是对当时的社会现象的讽刺与揭露。
明 朱见深《一团和气图》
明代《一团和气图》轴，由明代皇帝朱见深绘画并题跋。画面看似一笑面弥勒盘腿而坐，体态浑圆，细看却是三人合一。左为一着道冠的老者，右为一戴方巾的儒士，二人各执经卷一端，团膝相接，对坐微笑，第三人则手搭两人肩上，露出光光的头顶，手捻佛珠，是佛教中人。朱见深的题跋提到儒、道、释三位不同信仰的人，要能够团结起来，像这幅画一样，就可谓之：一团和气。
单从画面来看，这幅作品本身就是一幅杰出的漫画，构图奇巧，令人叫绝。但其实从题跋看这又是一幅极其严肃和充满内涵的政治漫画。
我国古代，诸如此类的绘画作品不胜枚举。所以古代中国并不缺乏漫画艺术，但一直未形成独立的画种。究其原因一是封建文化的压抑，使得艺术家不可能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和大胆的揭露；二是印刷技术的不发达，限制了漫画的传播。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漫画从现实出发这一基本的精神主旨和中国传统的绘画理论不相容。
在中国古代画坛，文人画占据大片江山。其特点之一就是以不介入现实生活为创作精神。如我们在众多作品中所见到的山水，无一不都是文人画家的“意想”。齐白石在他的一幅山水画中题道：“平生未到桃园地，意想清流流水长，窃恐居人破心胆，挥毫不画打渔人。”画家在“意想”的环境中都恐人打扰，可见中国文人画家的避世情怀是多么强烈。这种情怀的形成和推崇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阶级的思想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人起初大都向往仕途，怀抱着强烈的治世之心，但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却机遇难寻，往往最后会产生一种壮志未酬、生不逢时的厌世心理。于是他们寄情山水，极力表现淡泊名利的胸襟，在自然的陶冶下获得清雅脱俗的乐趣，认为这样便可从世俗中解脱。这种心理对中国古代绘画理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然而这种避世的心理正和漫画的创作精神背道而驰，优秀的艺术家沉溺山水、花鸟、鱼虫之中，对现实社会漠不关心。在这种环境下，漫画创作自然得不到发展，无法形成独立的画种。但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叩响封建中国的大门时，新的社会形态需要漫画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中国的传统漫画艺术却无法完成这项使命。于是我们不得不通过引进和模仿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使得中国漫画深深烙上了外来文化的印记，于是人们也有了“中国古代没有漫画”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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