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会看的眼睛最值钱
假日的时候去逛古董市场，会遇上许多古董的行家，偶尔也会遇到自己喜欢的宝物。日子久了以后，认识了一些卖古董的摊贩和一些古董收藏家，你会逐渐发现，卖古董的人比买古董的要内行，有许多买古董的人甚至对古董一无所知。
有一次，我和一个买古董的人蹲在小摊前看一尊铜佛，他突然严肃地对我说：“说真的，我们的眼睛最值钱！”
“因为只有眼睛才能辨认真假、判别年代、分出美丑，所以，买古董的人，要先锻炼自己的眼睛，有了好眼睛，就不会受骗上当了。”
收藏是一个不断求证、锻炼眼力的过程
在如何对待古董的问题上，眼下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边是少数在文博系统工作的人员，他们坚持认为“民间文物稀少，仿品、赝品多多”。
一边是为数众多的民间收藏爱好者，他们在承认存在古董造假现象的同时，也认识到近些年面世的古董艺术品浩如烟海，不能够像没有爹妈的孤儿一样流落街头、流失海外，必须先收藏起来。
而信息交流的多样性，使得许许多多的人不再盲目相信所谓的一“家”之“言”了，面对某些“鉴定权威”们的错误的鉴定观点也不再沉默。近年来，杭州、北京两地法院受理的维权诉讼，反映出双方之间尖锐的矛盾。
多年来，少数文物工作者和社会散兵游勇被人包装成文物鉴定“专家”，走遍大江南北，借助媒体向社会高分贝地宣传“中国现在收藏界的收藏品假的 多，真的少”“高科技造假无所不能”，
暗示人们“收藏真品找专家”致使大多数中国人看到文物就知道问“真假”和“值多少钱”，而文物本身的文化内涵或被人为地扭曲解释，或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老百姓出于对政府媒体的信任，也就盲目地相信了所谓的“专家”，相信了古董值“钱”，收藏到一件就可以发财。于是，民间收藏爱好者的雪球越滚越大，有人吹嘘说收藏大军近亿人。
结果，凡是想着收藏古董就可以发财的美梦，必定一个个地破灭。因为一般人不明白古董是用来记录那段历史的，收藏古董是为了传承文化的，不是用来发财的这一道理。因此，由于收藏导致的家庭矛盾、社会矛盾很多。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曾说：“理论永远不可以被事实证实，只可以被认可。”这话用来说明众多的收藏过程可谓再贴切不过。
比如，收藏家得到一件收藏品，照个别所谓鉴定“专家”的观点，这些藏品都是“不对”的，但是，收藏家不是着急的肯定或否定，他们潜心研究、调查、走 访、交流，寻找“专家”说的藏品“不对”的证据。
结果，一次次的反复的实践，却无法找到支持收藏品为“假”的证据。所以，这反而证明了民间收藏的很多东西都是真品，而且不少还是非常精美的古代艺术品。
过去，文物工作者对“某一件”古董艺术品的学术研究理论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把个别“理论”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去指导收藏，则是违背逻辑学原理的。
拿馆藏文物作为“标准”去衡量任何一件类似的收藏品，必定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古董多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手工制作的艺术品，没有一模一样、没有差别的两件瓷器、两幅书画、两件玉器。
面对一件古董艺术品，每个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但是，理解深度和自己的学识审美水平以及能力相关，“看法”也不是证明古董本身真品赝品的证据。
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某古董艺术品为 “假”，那么，实际上它就是被证明为真，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科学原理。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建立在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基础上的，优秀的历史文化的载体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不可复制的古董艺术品。
喜欢收藏的朋友对我们未知和知之甚少的历史遗存不要轻易地听信他言而否定。因为收藏是一个不断求证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民族文化的过程，这是值得每个人为之尊重的。
每一位收藏家都值得尊敬
收藏，不仅是个人为兴趣而做出的行为，更是一种能影响社会的做法。为什么说收藏家最值得尊重，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使文明和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
隋展子虔《游春图》
1948年，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为了避免国宝《游春图》流向海外，卖掉了心爱宅邸园林——似园，最终以220两黄金的高价买下《游春图》，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将其捐献给国家。
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准备给一些报酬，张伯驹坚定地回绝了，他说：“东西在我的手里，就是在国家的手里，我怎么能和国家分你我，一定上交国家，无偿捐献!”张伯驹先生为保护文物，防止珍贵的文物外流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使一大批珍贵的书画幸免于难。
晋陆机《平复帖》
张伯驹先生所收藏的珍贵书画，最后全部归于国家。1956年，他将所藏的8件国宝级的书画，捐给了文化部。
这8件珍宝是：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宋蔡襄《自书诗册》、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吴琚《杂书诗帖》、元赵孟頫《章草千字文》以及元俞和楷书帖；
在这之后不久，张伯驹先生又将宋杨婕妤《百花图》、宋赵伯啸《仙峤白云图》、元赵孟頫《篆书千字文》、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一大批书画，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张伯驹夫妇捐献给国家的书画多达27种，均是罕见的稀世之宝。
徐熙《雪竹图》
另一位大收藏家钱镜塘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余年中，先后10多次将所藏物品捐赠给国家，数量达3900余件之多。
徐熙、董源、范宽、唐寅、沈石田、王石谷、赵之谦、金圣叹、任伯年、虚谷、吴昌硕……中国书画史上众多名家的名品，都在其列。
已被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五代徐熙的《雪竹图》、五代董源的《山水图》、宋代范宽的《晚景图》、清代王石谷的《陈元龙竹屿垂钓图》等，都是稀世之宝，撼世之作。
董源《潇湘图》
将心爱的藏品捐献给国家的的收藏家不止上述两位，朱文钧，也是我国著名的收藏家。1953年，朱文钧夫妇嘱咐其子朱家溍，将其毕生心血706种碑拓全数捐献给国家。
这些碑拓从东周的石鼓文以下，包括了以后历代的法帖在内，多是宋、元、明、清的拓本，字迹清晰，均是碑拓中的上品。
在此以后，又将2万多册善本图书捐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将全部书画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将全部明清家具捐献给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
范宽《晚景图》
华侨收藏家周锐在庆祝他旅居美国旧金山60周年之际，把他珍藏的10件古瓷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以制作和收藏紫砂壶而闻名海内外的许四海，其收藏品中有一把清代制壶名师邵大亨的杰作“大亨壶”。
一位外国人欲出7万美元购买。许四海却婉言笑道：“这是中国人的宝贝，我收藏它并不是为了出售，你就是出100万美元我也不会动心。”
也许在在惟利是图的人看来，这几位大收藏家都是一些不识财务的大傻子，哪有手握价值连城的珍宝，不待价而沽、转手谋利却无偿地捐出去的道理。
这恰恰说明了收藏家与大多数普通收藏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藏物”，后者是“藏钱”。
对于以上几位收藏家来说钱并不重要，个人的得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对藏品有利，怎样才能让那些珍贵的文化化遗产发扬光大，正如张伯驹曾在《丛碧书画录序》中所写的：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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