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儒以画名于世，学者研究其画之人较多，而研究其书法之人甚少，溥儒很少宣扬自己，加之晚年南渡台湾，多数人对其书艺研究甚少。事实上溥儒的书法在其绘画之上，其自己认为论成就依序应为经、史、诗、书、画，书艺排画艺之上。启功先生也曾说道他书法凭借人力多，绘画得自天分多。然溥儒 1958 年泰国归台，自认为书法是有自己风貌。1958 年是其晚年居台湾之时，可谓人书俱老，逐步在形成自己之风格。
溥儒一生都在坚持临帖、追寻传统，从他留下来的大量的存世作品有很多是临帖之作，在其南渡台湾之后亦是坚持在临帖。从其自述中亦可看出其所临之帖甚多，在篆、隶、行、楷、草方面均有涉猎，直至晚年才敢称书已有自己东西，亦是学习传统的一深刻总结。观其一生一直未放弃临帖，直至晚年都在临帖，几十年的临帖功夫使其书法已深深地打进传统之中去，而其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理解十分深刻。
几十年的临书，使其书法中在字里行间都能看出历代前贤书家的影子，传统味道十足。且自幼生活在恭王府，见到了大量的存世真迹，这为后世书家无法比拟，而直观真迹，更好的学习了古人，开拓了其视野，提高了其欣赏层次，从艺常讲“眼高手低”欣赏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了其艺术的高低。溥儒从小就接受着传统的教育，其对传统的理解是十分深刻的，对于传统之艺更是理解深刻。
溥儒走的是一条纯帖学之路，书艺生涯并未对碑学进行深入研究。其帖学之路从其取法来看，先是学习王羲之、《淳化阁帖》，之后又深入学习米芾，最后回归魏晋、唐人，以唐人之法揣测魏晋之韵，最终形成个人风格。在其书艺学习期间又博采众家，其家藏陆机《平复帖》、对孙过庭《书谱》、赵孟、文征明、康里夔夔，皆有过深入之学习，而这些人亦是学习“二王”高手均在“二王”法帖基础上，走出了自己的风格。
溥儒从这些书家从中体悟这些书家学习取法“二王”方式，从中体悟魏晋风韵。在诸多学“二王”经典的书家中，溥儒尤注重对米芾的学习，对米芾有二十年的临写，其留下来的作品有很多是米意极浓的作品，溥儒临米芾的作品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画商常把其临写之作做旧，当成米芾之字进行变卖，足见其学米之深。
溥儒在其晚年之后书学理念转变，认为学米只是多旷野，而少秀逸，于是上溯魏晋、唐人虞褚，揣测魏晋风骨。总的来说溥儒书艺为追求空灵、气骨。其学习唐人得其骨气，学习欧、柳、裴休《圭峰碑》，这些书风都是骨力十足。晚年又学习大令、虞褚，欲得空灵秀逸之意，而观溥儒的帖学书法是追求气骨与空灵。总体观溥儒的帖学之路，是首先学王羲之、以及学那些学王的元、宋书家尤其是米芾，之后回归魏晋、唐人。最终形成自己空灵与气骨并存之风格。溥儒书艺生涯所走的这条帖学之路，亦是给后人学书之路一种借鉴。
溥儒一生尤重字外之功，其言“士先器识然后文艺”又称“文学是本，书画是末，”在其的大部分时间里把学力放在了诗文、书法上，诗文与书法成熟绘画自然而成，溥儒在周兴嗣先生旧千字文基础上，完成了一篇新千字文，在其渡台之后分别又以楷、行、草写了十余件传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就藏楷书千字文三卷、草书千字文三卷。书家必须要重视字外之功，否则容易成为字匠，而溥儒其帖学之路亦是离不开其深厚的字外功，对于国学的学习、久居戒台寺亦受佛家启示，从中不难看出溥儒是以文字、文化、艺术并进的书家。
在溥儒的书艺生涯之中，尤为重视临帖，一生均未放弃临帖。在其渡台之后，亦是进行了大量的临帖。其留下来的作品大多为临帖、临创、个人风格之作，一生都在学习古人，直至晚年才逐渐形成自己风格。临摹为学习书法不二法门，而其认为临帖易得古人之意，而摹帖易得古人位置，且摹帖易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就藏有溥儒的大量临帖作品，且大多为实临与原帖基本一致，而溥儒意临之作品较为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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