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收藏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收藏品市场，为的是鉴赏怡情也好，投资增值也罢，总之，人们的收藏热情空前涨。相信现在很多玩文物艺术品收藏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眼看着藏品不断增值，一年一个价，内心非常欣喜。但同时想将自己的藏品带到市场中进行交易，却发现没有人会“买账”，内心又充满了无奈和焦虑。
自己的藏品不断增值却不能变现，就是目前很多人说的“有价无市”。而这种状况也让以前很多走“以藏养藏”之路的人再也玩不动了！根据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国内的收藏群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国以后能以藏养藏人的会很少，大部分只能以商养藏。 经常会听到藏友说，之前市场好的时候手里积了太多的东西，现在却感觉“深陷泥潭”动弹不得，找不到出手的方法和途径。虽然很多藏友会有这种困惑，但是各大拍卖会上的展品数量和成交额都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些藏品是怎么运作的？是怎么能够找到买家卖出去的呢？ 像保利、佳士得、苏富比这种国际大型拍卖会，很多藏友会问为什么很多买家宁愿去拍卖会上买几百万几千万的藏品，也不去看民间藏家挂出来的价格便宜的所谓真品。 原因有两点： 其一：现在很多有钱的买家比起依靠权威人士的鉴定证明，更加重视收藏过程或者拍卖流通记录中的证据链，这样可以规避很多风险。 而佳士得、苏富比等大型拍卖会的核心竞争力，也在于“中国最早图录只查到26年前，但他们可以查到上百年记录，还可以找回来再拍。” 比如，一件以2.78亿元在佳士得拍卖会中成交的“永乐唐卡”，其实已经是第四次进出佳士得：它早于19世纪40年代就辗转流入西方，1977年首次出现在伦敦佳士得拍卖现场，并以7000英镑的价格被一位印度收藏家拍下。 之后这幅唐卡再次于1994年以100万美元在纽约佳士得获得易手。最近的一次露面则是在2002香港佳士得的拍卖上，当时创下3087万港元新记录，这件拍品证据链很清楚。 其二：这些大型拍卖会本身名气非常高，就相当于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带货IP”。 现代社会是个资讯非常发达的社会，古玩投资拍卖对拍品的要求就是知名度和品牌效应，东西的知名度越高越好，这就要求公开展示藏品以吸引眼球提高知名度。以前的老话都说“物以稀为贵”、“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在现在恰恰相反，现在是“物以知而贵”的时代，名气越大那么它的价值就越高。
比如国内知名收藏家刘益谦老师在2014年4月8日以2.81亿港币拍卖下的大明成化鸡缸杯，在此之前大明成化鸡缸杯价值不显，但是在此之后价值一路高升，上千万比比皆是，在去年2018年5月17日，又买家出价2.95的价格刷新了大明成化鸡缸杯的拍卖历史价值。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刘益谦的那次拍卖，大明成化鸡缸杯价值还会有这么高吗？ 所以说，一件艺术品的成交，是受到收藏品本身，宣传，市场，买家多个环节影响的。除去藏品本身要过硬，宣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一些好的艺术品由于没有媒体的宣传报道、极少被行家发现，直至忽略。那么持有这些艺术品的藏家们想要寻找买家，缺乏的就是媒体宣传，俗话说，“黄金有价、艺术无价”。 如果一件真正好的艺术品，有媒体不断地为其报道宣传，让行家们能通过媒体去了解到这件藏品、只有借助媒体让行家们关注，才有可能激起行家愿意购买的欲望！ 怎样让那些大媒体为民藏宣传？最重要的是要有确真、确权的一张“身份证”，这是当下合法收藏文物的标准！ 近年来各项有利民藏的政策法规出台，鉴定将以科学仪器为主，眼学为辅形式确立，鉴定责任也将纳入法律。 假鉴定专家就会失去骗人的市场。把民藏变现最后一公里打通。让民间社会收藏的古代艺术品流通交易途径更加完备。使更多人今后投入到古代艺术品的研究、收藏领域。 让中国文物活起来不能只喊口号要行动，要真正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做出为民的实际行动，让民众通过艺术文物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道德品质已到了刻不容缓时候。 放宽民间社会文物艺术品行业自由交易发展，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才能真正促进中华文化发挥发展，起到利国利民作用。 国家给民间社会文物认可重视，确权、确定其价值，才是对古玩艺术品的最好保护，大国对自家的民藏人要有大国胸怀，不是违法行为的民间收藏品就应该放开，适时推出“古代艺术品+博物馆+资产评估+艺术品金融+互联网溯源”的模式，启动民间收藏的巨额的财富也是顺应民意，利国利民。 民间收藏文物对于承载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广泛关注，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近期连续召开座谈会，就是要倾听各方声音，了解各方诉求，从现实出发，研究制订具有操作性和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推动解决制约艺术品变现、流通的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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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中华收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