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季拍卖会，佳士得香港举办了一场名为“乾隆三希”的专场拍卖。 这场拍卖一共只有三件拍品，能有这样特殊待遇的瓷器肯定大有来头。 这三件器物均为珍罕非凡的乾隆御窑瓷器，其中清乾隆绿地金彩雕青铜纹双系尊一对以2410万港币成交； 另一件清乾隆瓷胎洋彩黄地百子图双龙耳瓶以6647.5万港币成交， 而当晚拍卖的魁首则是清乾隆青花春耕图双福如意耳大抱月瓶，以6985万港币成交。 为何一件看上去画面“乡土气息”十分浓厚的青花抱月瓶能从中脱颖而出？ 其实这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内涵。 此次以“乾隆三希”为题的专场拍卖， 一来效法乾隆皇帝之雅趣， 二来借此表现乾隆皇帝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愿景， 三件瓷器分别对应仿古、农耕、婴戏。 而这件农耕主题的瓷器，正代表着中国由来已久的农耕文化。 中国以农立国，满清帝王为显示君权天授，非常重视农桑。 乾隆帝贵为天子，位居天地之间， 每年需主持耕耤礼，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以巩固其政权。 抱月瓶全器以青花绘就，口沿外部绘如意云头纹一周， 颈部则绘蝙蝠作饰。 腹部两面开光，一面绘春耕图之“耕”，图中农夫赶牛犁地; 另一面则绘“耙耨”，农夫站立木耙上以牛拖行，以打碎泥块。 两面背景相同，皆是双桐树下，阡陌相交， 不远处农舍隐现，所绘人物面目表情及衣褶生动。 其余边饰为青花绘团寿缠枝花卉纹，发色鲜艳翠亮， 运笔流畅，繁而不乱，与莹白滋润的釉面相互映衬，别有一番韵味。 此瓶体敦硕雄壮，高59公分，瓶身绘春耕图， 实蕴含崇高政治理想、一国之君对天下一统的期许， 故此瓶不只是难得一见的艺术精品，更是彰显皇家正统地位的臻品。 在皇家御制瓷器上描绘农人辛劳稼穑的日常情景， 当然也表达当权者不忘本、体察“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之苦、明了“五谷熟而民人育”之治国道理， 大有提点、诱导之意。 也许这正是此抱月瓶烧制得如此庞大的原因。 中华民族为农耕民族，春耕夏耘为国之重事，亦关系到国家生存根本。 以“耕织”为题的艺术创作，可溯至新石器时代的岩画。 之后，先秦彝器、两汉画像砖、魏晋墓室壁画及唐、宋佛窟画，均大量有关稼穑、桑织的场面。 莫高窟第23窟的北壁上就有一幅清晰的绘制于唐代的《耕作图》， 画面上乌云迷漫，细雨沥沥， 一位农夫挥鞭策牛耕地，一位农夫肩挑庄稼。 田头上坐着一家老少。 画面也是佛教经变画，本来是为宣扬平等佛慧，犹如甘露时雨，普润万物。 但同样在宗教因素之外，这也是一幅难得的古代“雨中春耕图”。 南宋初期，政经困难、需大力发展农业。 南宋楼璹初为县令同情农民疾苦、重视发展农业，总结历代农业技术， “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 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事为之图。” 所绘《耕织图》目的十分明确： 响应皇室旨意，加强农业宣传； 呼唤社会重视、支持农业； 规劝社会各阶层体谅农民、尊重农民劳动； 宣讲农业技术，引导农业正确发展。 清代虽为游牧民族政权，但依然推崇汉文化，重视农业、劝课农桑。 在清朝的皇帝中，最重视农桑的就是康熙，他多次亲自试种庄稼，体验农耕之乐。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南巡时， 江南士子进献藏书甚丰，其中有“宋公重加考订，诸梓以传”的楼璹《耕织图》。 康熙帝看过之后十分欣喜， 即命焦秉贞据原意另绘耕图、织图各23幅，并附有皇帝本人的七言绝句及序文。 小程序 康熙本的《耕织图》绘画内容较宋本略有变动， 耕图增加“初秧”、“祭神”二图， 织图删去“下蚕”、“喂蚕”、“一眠”三图，增加“染色”、“成衣”二图，图序亦有变换。 宋、清《耕织图》的布景与人物活动大同小异， 但焦图画中的风俗易为清代，所绘更为工细纤丽，在技法上还参用了西洋焦点透视法。 雍正诗：西成已在望，早值更相让。繁穗香生把，盈檐露未干。啄遗鸦欲下，拾滞稚争欢。主伯欣相庆，今年子粒宽。 《耕织图》由于其“图绘以尽其状，诗文以尽其情”深受康熙帝的喜爱。 而雍正帝在未登基还是雍亲王时便善于揣摩父皇的心意， 为投父皇所好，特命宫廷画师精心绘制一套《耕织图》进献给康熙。 康熙自然龙颜大悦，对雍亲王平添不少好感。 当然，雍正对农政的重视绝非仅仅为了讨好父皇，而是真心为之， 从其登基后的施政方面反映确实如此， 最为显著的事例即是雍正皇帝祭先农坛，亲自扶犁开耕。 雍正诗： 昨为籆上丝，今作轴中经。均匀细分理，珍重相叮咛。试看千万缕，始成丈尺绢。市城纨绔儿，辛苦何由见。 《胤禛耕织图》中的人物虽然都是庶民打扮， 却服饰花色不同，妇女发型梳髻各异，充分体现了清初的时代特征。 在细腻传神地描绘劳动者辛勤耕作的场景的同时， 注重了对村落风景的刻画和风土人情的渲染。 山水之间，绿树成荫，村舍阡陌，鸡犬相闻； 成人紧张劳动忙碌，孩童放牧送饭，或绕膝嬉戏，牵衣相看，使观者身临其境，栩栩如生。 一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劳动喜悦之情跃然纸上，宛如是一幅桃花源式的田园风情画卷。 但是雍正一朝，《耕织图》题材在宫廷工艺品的体现很少， 瓷器一项至今未见描绘《耕织图》的官窑瓷器发现。 受祖辈影响，乾隆对于《耕织图》的了解甚早， 雍正十年初春，身为皇子的弘历奉命作《恭读皇祖圣祖仁皇帝御题耕织图四十六景诗敬和原韵》， 除此之外，以耕织为主题的瓷器数量也大幅度增加。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套乾隆墨彩书折式御题诗《耕织图》瓷板。 这是在所有清代《耕织图》彩绘瓷中极为罕见的成套作品， 构思格 外奇巧，从外观来看，其与一套书几乎没有分别， 而实际上，整套书以紫檀木制作封面和封底，每片瓷板均如书页一 般镶嵌其中，并以黄色绫绢镶边装裱。 这套别开生面的《耕织图》瓷书共有四册， 采取左诗右画的结构，共镶嵌有瓷 板92块，包含了焦秉贞原作的全部“耕”图与“织”图。 瓷板以墨彩书画，画工极精，清新雅致，书法则为当初康熙的御诗。 纵观乾隆一生与《耕织图》联系最为密切之处要数他把平面的绘画题材搬到了现实中。 清朝乾隆十五年，乾隆命工匠在颐和园西北部的清漪园实地营造“耕织图”。 之所以选在这里建“耕织图”，是因为当年昆明湖与玉泉山之间河湖交错，稻田棋布，景色酷似江南； 乾隆皇帝造园时又特意将原在城内、专门负责为宫廷织造丝绸布料的内务府织染局迁到此处， 组成了一处生活气息浓郁、景色淳朴清幽而又融入传统农桑生产的园林景区。 这也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重视农桑思想的园林式表现， 主要有延赏斋、玉河斋、澄鲜堂、蚕神庙、水村居等建筑， 并建造了织房、染房、蚕房，同时种了桑树。 极富江南风情的水村居。 因此乾隆将其命名为“耕织图”，意寓着一幅洋溢男耕女织生活情趣的幽美图画 作为农业社会的君主，又全面体认中原重农抑商传统， 注重男耕女织，发展农桑生产，是乾隆根深蒂固的经济思想。 乾隆认为“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而爱民之道，莫要于重农桑。 小程序 此千古不易之常经也”。 “耕织图”建成后，乾隆在玉河旁立石刻字， 题名“耕织图”，并在立石阴面刻御诗《自玉河放舟至玉泉山》一首： “玉带桥边耕织图，织云耕雨肖东吴，每过便尔留清问，为较寻常景趣殊”。 乾隆三十四年，一幅署款宋刘松年绘《耕作图》被进献宫中， 与之前内府收藏署款宋刘松年绘《蚕织图》风格一致。 乾隆皇帝将二者拿来对照鉴赏， 他通过两图纸幅长短、绘画风格、印章题跋等诸方面比较， 结果发现两图均非刘松年所绘，而是元人程棨摹宋人楼璹图本， 但也相当宝贵。 他命人将两图收藏藏于圆明园之多稼轩，谕旨“所以重农桑而示后示也”。 并要求“勒之贞石，以示家法于有永”，且嵌于延赏斋之廊壁。 刻画勒石程棨《耕织图》从决定到完成仅用了三年。 当全部石刻画完成后，乾隆皇帝以此为画坛盛事， 宣召高晋、刘统勋、福隆安、钱维城、董浩等人， 于三十七年新正日在重华宫以《耕织图》为题，举行茶宴联句，为一时之文化盛事。 后圆明园遭八国联军焚掠，程本流失于外，缺损不齐，辗转为美国弗列尔美术馆收藏，刻石被毁； 直至1960年，残存23刻石终归中国博物馆典藏。 我们再回到开篇的那件拍品， 虽然乾隆时期《耕织图》的表现形式极为丰富， 但纹饰与此拍品相同的大型御制抱月瓶却极为罕见， 此器想必是皇帝特为某个庆典所订制。 在已知作品中，有二例题材近似的斗彩乾隆瓶： 一例为希尔德斯海姆的罗埃默博物馆珍藏、另一例为天津博物馆藏。 巴尔的摩华特斯艺术博物馆藏一例相同的青花抱月瓶，而天津博物馆的则为斗彩。 这两件青花抱月瓶其他的纹饰相差无几，看来很可能是特别订制的同一批器物。 不过无论是哪件春耕抱月瓶，春耕图的近景均有两株梧桐， 这一细节未见于任何《御制耕织图》刻本。 在画的前景添加梧桐，其用意应该不单止是为了使画面平衡有致，或框景为图。 众所周知，凤凰喜栖梧桐，而这种瑞鸟仅见于太平盛世，且与统治者息息相关。 所以，此树可能隐含了歌颂皇恩浩荡、祈求时和岁稔之意。 此外，梧桐音谐“同”，故亦暗喻“天下一统”。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从康熙三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七年的年间， 康雍乾三帝的《耕织图》，尽管都是艺术创作， 但却经历了一个视“王政之本在乎农桑”的政治活动， 至“破尘居士”的远离残酷政治斗争向往平静乡村生活的期望， 再至园林景观点缀、院画真伪考辨的文化活动的变迁。 小小的一件《耕织图》， 不仅折射了康雍干三朝的政治，同时也体现了清宫文化上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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