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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还有巨幅《记写雁荡山花》传世吗?

发布日期:2020-11-17    来源:美术报    责任编辑:匿名    阅读:1105   版权与免责声明

 来源:美术报

  如今,研究者比较熟悉潘天寿绘有三张巨幅《记写雁荡山花》,分别藏于浙江省博物馆、潘天寿纪念馆,和中国美术馆。

  潘天寿    记写雁荡山花    1957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1957年的《记写雁荡山花》作于初春,参加了官方组织筹备的首届浙江省国画展览会。展览开幕后,2月5日的《浙江日报》头版即刊载了此幅图片,可见其受肯定程度。《杭州日报》上韵洲的《谈潘天寿先生的国画》一文亦附有此图。(《杭州日报》,1957年2月10日,第3版)文章写道:

  “记写雁荡山花”是一幅巨大的横幅,高可臻丈,阔至丈余,是展览会中最大的一幅画。这幅画的构图是极其高妙的:占二分之一的一方磐石置于中间,石上是浓郁的苍苔,数枝野藤攀附交缠;巨石周围点缀几棵小黄花、几支沙荆草,石旁有新开的玉簪和亭亭挺立的芦花嫩叶,均有欲矗入云霄之势。两个虾蟆正从石崖慢慢爬上来,似乎在观察周围的动静,小甲虫也延着小草爬出来,仿佛正是雨后晴天,万物欣欣向荣。这幅画静而美,美而清新,蕴藏着无穷生机。我们看了这幅画,宛似置身在幽静的山涧苍石之间,浑身象受了一次沐浴那样舒坦,精神为之一振。

  这应是潘天寿1955年暑期温州雁荡山下乡写生之行后,忆写得来的创新之作。有种说法,这是应杭州饭店之请托而作,在展览结束后即被其留藏了;而据寿崇德的文章,此画展出后即被杭州饭店购去,悬于该店大厅。(卢炘编:《潘天寿研究》,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22页)后来杭州饭店改制,此画即归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潘天寿   雁荡花石图卷   设色   150.2×364cm   1962年   

  而1962年春末所作这幅可能是为了应对同年在杭州举行的潘天寿画展,画出了与1957年大略相似的作品,显然画家自己也颇认可这样的山水花鸟相结合的试验之作。1962年8月8日的《杭州日报》上登的展览作品选中,就有这幅作品。如果潘天寿未曾事先勾勒作画小稿并一直存着,那只能惊叹于这一图式在他脑子里已经非常成熟。

  潘天寿    记写雁荡山花    1962年    中国美术馆藏

  如今藏于中国美术馆的作于1962年秋的这幅《记写雁荡山花》,则可能是潘先生为同年十月北京帅府园的画展新画的同体作品;也可能是前者拿到北京展览后,应邀再画了一幅相同的以满足其收藏所需。从1962年《美术》杂志第6期刊载仍是春末所绘这幅图来推测,后一种可能性更大。这两件作品间隔不久,细部也更接近,很难说孰优孰劣,或者说画家在寻求什么创新。我的个人看法,这仅仅是为了满足不同机构的请托而画罢了。如今有一种过度阐释的现象,我觉得并不足取。

  这一图式,也恰如吴茀之先生所论的,是潘天寿构图中“造险”“破险”的一个例子。画上方形巨石几乎占满整个画面,极易给人壅塞逼仄之感;但潘先生在细微处作文章,巨石重心在画面左侧三分之一处,呈左低右高之势,右下角留出空白,石上再缀以各种杂花野卉,及青蛙、甲壳虫等动物,顿时使得整个画面有了充满生机之感。尤其在左边画出赪桐和野百合为主体的雁荡山花,使得画面刚柔并济,让人赏心悦目。大概就是从这里的赪桐和野百合的组合开始,后来发展创作出了《雁荡山花》这样的现代花鸟画杰作。

  潘天寿  雁荡山花图   1963年   纸本设色   122×121cm

  不过,令人费解的是,潘天寿曾绘制有三幅《记写雁荡山花》这么精彩的巨幅画作,竟然都没有一个图版收录于1963年的《潘天寿画集》。而关于潘先生花鸟和山水结合的尝试,1962年10月晋京画展的专家座谈会上,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光明日报》上对此报道地最为详尽:

  关于山水画和花鸟画的结合问题,会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山水画家秦仲文、吴镜汀等认为:过去的传统是,山水是山水,花鸟是花鸟,有一个界线,不能混淆。他们看潘天寿的巨幅《烟帆飞运》,开始见到画面上一块大峭壁、一棵大松树,以为是花卉,进而看到一排帆船,才知道是山水。他们觉得,这画又象山水又象花卉,与一般山水画中处理远近的方法很不一样,看起来总是不习惯。这么“变”,这样追求峭拔,是否合适,值得研究。

  会上许多画家则赞赏潘天寿的这种创造。花鸟画家郭味蕖、王铸九等这样阐述他们的看法:山水和花鸟本来在自然界就是结合的、分不开的,潘天寿这样创造是符合客观生活的。从中国绘画的传统看,唐以前山水、花鸟、人物是不分的;宋代马远、夏珪和明代吕纪等也曾作过山水和花鸟结合的画。山水和花鸟结合可以产生新意。有时孤零零的一朵花,看起来单调、枯燥;假若一朵花、一只鸟放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有了周围环境的烘托,看起来就自然、舒服,给人美的享受。他们认为,潘天寿努力把山水画和花鸟画结合的道路是正确的,但走起来又是很难的,这需要长期的探索。老画家潘天寿的大胆创新精神是值得鼓励和欢迎的。

  此类材料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潘天寿的作品是很有意义的。而实际上,除了上述流传有序的这三幅原作之外,还能见到潘天寿至少绘制过同样的另一幅“记写雁荡山花”,只是研究者可能都未曾关注到。1959年3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中国画选集》中,即印有这样一幅。与前三幅图式相同,上题“记写雁荡山花。一九五八年大颐寿者画”。可知,其晚于第一幅,但比后两幅都要早很多。

  潘天寿    记写雁荡山花    1958年

  从画册“写在前面”一文可知,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时期,国画家们响应“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深入生活,在艺术上试图跃进再跃进成果的集子。很显然,在那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巨石上跃动的两只青蛙便可以有另一层含义的附会。这大概也是这样一幅作品被要求重新绘制出来,或者说它的图版能被选进这本画册的原因。

  这幅《记写雁荡山花》可能是专门为上海人美出版这本画册而被画出来的;也有可能是为某个地方的大会堂或者宾馆大堂所绘。如今不知所藏何处,尚存世否?如果这样宏大精彩的巨构幸存于世,并流入拍卖市场的话,毫无疑问又将是上亿元起步成交的拍品。

  当然这一图版的传世,也已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潘天寿《记写雁荡山花》这一系列作品的认知。除此之外,潘天寿是不是还有《记写雁荡山花》真迹传世呢?这同样让人遐想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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