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收藏网讯】说起青铜器，位于蜀地的三星堆青铜面具留下万千迷案……引得无数专家学者前赴后继去追寻。显然，古蜀的神秘不止因为三星堆。
从战国至西汉，西南有巴、蜀、滇、夜郎、西瓯、骆越等独立于中原王朝的部族或王国。司马迁《史记》中曾言“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后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留下种种谜团。
而青铜器，则成为这些辉煌历史的记忆再现。尤其是西南之青铜本就独树一帜。成都平原更是西南地区青铜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年代前后紧密衔接自然是不可忽略的亮点。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象征尊贵身份的西南青铜器开始讲起。
“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开幕之夜“
西南各地因地理环境，饮食习惯各有不同。那么，参加一场近三千年前的史记中的西南王公贵族中的宴席到底是什么样呢？9月29日，2018年度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代表性原创展览“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亮相。以“盛筵”为名，相关负责人做出字面的解析：盛筵可以理解为盛宴，盛宴关注点在“人”，而盛筵更注重“物”。此次展览焦点的“物”即为青铜器，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介绍：“此次展览实属精中选精，西南五省13家博物馆拿出各家最有代表性的30件青铜重器。”
据主办方介绍，“盛筵”展从礼乐、饮食方面揭秘了古时西南王者盛筵中的相关器件，集中展出了202件/套文物，以西南地区商周至西汉时期青铜器为主。其中一级文物就有79件/套，二级文物53件/套，三级文物38件/套。本次展览品来自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成都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可谓博物馆的艺术盛宴。
三峡博物馆馆长程武彦接受媒体采访
“展览中，西南青铜器的礼乐饮食文化差异性多于共性，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神性，第二是生活性。”三峡博物馆馆长程武彦对本次展览以“盛筵”为名的青铜展自然而言是展现西南地区青铜时代上层社会的繁盛之景，但并非止于一场绚丽的视觉活动，贯穿于展览背后的文化脉络是支撑本次展览的重要部分，博物馆的叙事方式绝对不可以等同于学校般的说教，“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展览实际上为观众展现的是一个“解密”的过程。
历史总是伴随着谜团，一桩桩未知的事件勾起我们对历史的向往。展览为我们还原了当下对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理解脉络。“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古蜀国历史谜团也由此解开。三星堆遗址将古蜀文明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使人们确认了古蜀历史的源头和古蜀国的中心，从这里开始，西南青铜盛筵自此拉开了序幕。
“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
“1200平米的展馆，不用辗转西南各地，便可穿梭于时空的长廊，踏上解谜西南地区历史进程的文化之旅，感受从“蛮夷之地”到绚烂多彩的古蜀文化、巴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百越文化的艺术盛宴。”策展人彭学斌在展览现场对雅昌艺术网如是说。“本次展览是对这五个地区文化的揭秘，展览一般的情况下是把真相如实的告诉给观众，是根据现有的成果给观众进行个交代，但是也并不能因为某个研究问题未解决，我们就这个展览就不做，对于‘盛筵’这个展览它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原封原样的展示给了观众，并且展示了当下最新的研究进展，给观众们提供一个真实的视角……”
“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
何谓“盛筵”？彭学斌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国王召集一个大型筵席，然后在这场盛宴中所有涉及到的青铜器，几乎都可以在本次展览中找寻到踪迹，在实际上这场展览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王之盛筵’的重现。
古蜀国：盛筵大幕中的“神”
既然为“盛筵”，参加者自然是身份地位显赫尊贵的上层贵族，而金面罩无疑是这场“盛筵”之中的“主角儿”作为三星堆文化时期权力的重要象征之一，根据一些学者的调查，认为它很可能是在祭祀中作为法器使用。古蜀人将金作为尊贵的象征，他们信奉神，信奉祭祀，信奉太阳，故此不难推测，以金箔覆盖面容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的原型就是那些特殊而尊贵的人，不仅掌握着生杀大权，还有着与神灵沟通的能力的“王”。
戴金面罩同人头像，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高41长19宽17.3cm，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金沙遗址是古蜀国文明的第二个时期，作为古蜀国商周时期的“C位地区”——金沙盛筵，我们能听到淳厚悠扬的铜铃乐声作伴。
“铜铃”这种青铜乐器在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均有出土，在本次“盛筵”展览中也同样出现了形制类似、大小不均的“铜铃”，在三星堆及金沙时期，人们大多是在祭祀场合才能享受如此旋律。伴着庄严悠扬的乐声，佩戴着大金面具的大祭祀将在众人注视下进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动。无论是太阳神鸟金箔、金蛙形器还是神树上的青铜鸟都在此盛筵中亮相。
铜鸟，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高27.7厚6.8宽15.4cm，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金蛙形器，晚商至西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长6.9宽6厚0.05vm，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不管三星堆和金沙也好，他们都是一种神权社会代表，对于神灵的这种崇拜和歧视，实际上它表现的风格是十分浓郁。
鸟作为古蜀国重要的象征，被认为是沟通天地的使者，相传，古蜀望帝杜宇因宰相开明治水有功，便将帝位禅让于开明。后来，杜宇归隐西山，死后其魂魄化为杜鹃鸟，但他仍不忘蜀国的子民，每逢三月开春时节，便在空中连啼“民贵呀”，催民耕作，直至口角流血。血滴在地上化为一朵朵鲜艳的杜鹃花，留下了“杜鹃啼血”的凄美故事。
铜鸟，晚商至西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长6.1宽6厚1.5cm，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在祭祀中，除了青铜鸟，还有这一件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镂空的地方分别为四只神鸟和太阳，即“四鸟绕日”。古蜀人崇尚“鸟”的图腾，除了崇拜鸟能靠近太阳以外，他们还靠着鸟观象授时来为农业服务，这十二道旋涡状光芒像火苗也像象牙，或许也蕴藏着一年十二个月和春夏秋冬四季。
商周太阳神鸟金饰，商代，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外径12.5内径5.29厚0.02cm，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古蜀国已经慢慢不再是完全独立的个体，他们与中原开始有了联系。开明王朝则成为了古蜀国最后一个王朝，大约在中原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蜀地出土的青铜发生了变化，它们吸收了中原文化、楚文化、秦文化……逐渐从原本的形制中脱离、进化。此时的筵席已不再是宗教祭祀的依托，这一点，“水陆攻战宴乐纹铜壶”是最好的见证。
古蜀王族：平原上的礼乐宴会
“水陆攻战宴乐纹铜壶”作为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出土于成都百花潭，为何是宝呢？若有人想要知道战国时期的蜀地生活，只需看此一瓶就已足够。
水陆攻战宴乐纹铜壶，战国，成都百花潭出土，口径13.2高40.3cm，四川博物馆藏
“水陆攻战纹铜壶”包罗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万象，壶身纹饰全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的生产、生活、军事状况。尤以第二层的宴乐图为代表，真实再现了2000年前贵族阶层的盛大宴享场景。同时也说明古蜀文化已经受到了中原时期影响，在三星堆及金沙时期，所出土的青铜器多为面具、人像或主要是祭祀用品，而到如今已经有了礼乐用品，这件器物也是古蜀与中原相互联系的见证之物。
水陆攻战宴乐纹铜壶局部
水陆攻战宴乐纹铜壶纹路图解
整个画面分为丰富的四层，从上至下分别为：习射和采桑；宴乐战舞和弋射、习射；水陆攻战；狩猎和双兽桃形图案。记者在现场还看到了一块长5米、宽3米的超大屏幕。“这是特地设置的体感互动区域，让市民通过体验来了解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水陆攻战纹铜壶’。”展览制作负责人马捷透露，观众可以在体验区域控制“水陆攻战纹铜壶”壶身上的人物动作，比如打扇的侍女、敲钟的舞姬等，让壶身上的纹饰“活”起来，感受2000年前贵族阶层的盛大宴享场景。
水陆攻战宴乐纹铜壶局部
宴会上主人坐在高台上，面前有专门的舞女表演“武舞”，后方则是编钟乐器的演奏团队，宾客举杯向坐于厅中的主人敬酒、道贺。“钟鸣鼎食”描绘的商周贵族生活的大概便是如此。
在蜀地的宴会上射礼是一种重要的社交礼仪，射箭者站在亭子里，悬空张开布质的箭靶，宾主按照礼仪要求，向箭靶射箭，旁边有专人负责报靶，其他人在亭外围观。我们在瓶身二层可见有人拉弓射飞鸟，这叫做“弋射”：大家使用绑了细绳缴的箭，射向鸟群，一旦射中，便通过收回绳子以获取猎物。想要参加这样的活动一定要记住一个准则：弋不射宿，就是不可射停在树上的鸟儿。
由此可见，穿越到此时的筵席上无论是喝酒、奏乐、跳舞还是狩猎都可作为娱乐项目。
如此盛大的宴会上自然少不了精美的食器。
同样出土于成都的战国时期的“卲之飤鼎”，是古蜀王朝盛筵之上精美食器的代表。那为什么这个鼎要被称为“卲之飤鼎”呢？
“开明王蜀，礼乐尚楚”单元展品铜鼎
这是由于此件文物在发掘时发现盖内铸铭文“卲之飤鼎”。双耳上有三角雷纹，下为圈弦纹，腹部为两圈凤纹，三象鼻形足。盖顶略凸，中为一龙形纽套环，环上饰斜线纹和三角雷纹。盖上有两圈三角雷纹，将鼎盖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外层鼎立三牛形钮，中层饰凤纹，内层饰三角雷纹、索纹及弧线连钩纹。整体器物铸造十分精美，也体现出其明显的楚式风格了。
本次“盛筵”展览对每个单元的展品做了限制，这就使得每一件展品都是精益求精的，每一件展品的展出都有它独特的意义，所以对于三星堆到金沙村，古蜀国的文明对于我们而言仍然有太多的谜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青铜器之中窥视一二古蜀国上层盛筵之中的些许剪影。
巴国王族：山水而居，食器一物多用的节俭美学
其中，“巴都滨江，俎豆用享”展现了古巴王国的发展历程。战国时期，巴国主要活动区域位于今重庆一带。在楚、秦、蜀诸强环伺下，巴国曾数次迁移都城，均位于长江或其支流嘉陵江沿岸。
《华阳国志》有载，巴国极盛时期的疆域：“东至鱼腹（重庆奉节），西至僰道（四川宜宾），北接汉中（陕西汉中），南及黔涪（乌江流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秉承着西南地区一贯安逸闲适的风韵，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了独特的青铜文化，本次“盛筵”之中，展示了巴人上层社会的筵席风貌，俎、豆、壶为基本礼器，炊器又以釜、鍪为主。区别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巴国青铜器带有浓郁的民俗特色。
本次展览中对巴国青铜器分类的单元以“巴都滨江，俎豆用享”为名，在展览单元名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俎豆夹组合同样也是巴国文化中重要的部分。组合是巴国上层社会宴享、祭祀时最核心的食器，是最高等级权贵使用的重要礼器。
俎豆夹组合，战国，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俎豆夹组合”出土于涪陵小田溪墓地，是一套用于祭祀、宴享的器物组合。青铜时代，俎的用途广泛是可以直接载牲的盛食器，同时也是可以盛放各类物品的承托器，而豆，在青铜文化中的亮相次数不胜枚举，主要盛放肉酱、腌菜一类食物。俎豆夹组合一物多用，让人们感受到巴国上层社会让人意外的“节俭”之处。
俎豆夹组合俎部分，盘径35.2足径28高42cm
在俎豆夹组合出土之时，铜豆中存有疑似腌菜的植物残留，更加佐证了本器物组合的实用价值。是巴国上层社会宴饮盛会之中的常客，也更显出巴国文化中的民俗风味。但是本件俎豆夹组合中，豆有八件，根据《礼记》记载汉代的礼仪规定“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八件之器为上大夫等级，但是经学者研究，巴国地处偏远相对国力较弱，所以用的上八件豆器的应该也已经是上大夫之上的上层人士。
俎豆夹组合豆、夹部分，豆：口径13.8足径6.6高7.4cm，夹：长13宽1.6cm
春秋后期因伐楚失败，巴国被迫迁徙，巴国已成为遥远的代名词《墨子?兼爱下》所载：“君大夫远使于巴、越、齐、荆，往来及否未及否，不可知也。”可知当时，在中原诸侯眼中远赴巴国便为畏途，出使的使者也不能随时保持联络。巴国随举国迁徙却也偏安一隅，战国时期重新崛起，与蜀国、楚国交战，再到后期被秦朝并入版图，时代更迭，巴国的青铜器中带有了明显的楚地、中原、蜀等地区风格。
嵌绿松石鸟形尊，战国，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长28宽16.8高29cm，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嵌绿松石鸟形尊”，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整体呈现鸟形、鱼嘴、鹰喙鼻、兽耳、凤冠、鸽身、鸭脚。通体覆盖精细羽毛纹路，在羽纹上有规律的镶嵌绿松石，带有中原文化的特征，并融合当地风情，大有发扬光大之感。
嵌绿松石鸟形尊侧面
嵌绿松石鸟形尊底部
本次“盛筵”展览之中，鸟形纹样数量不少，与上文所提及的对“神鸟”形象的崇拜息息相关。但本件鸟形尊却更添诙谐，以“四不像”的状态呈现在观众眼前。而这诙谐的器物也确确实实是一尊酒器，是巴国上层人士筵席的“座上宾”，我们不难想象在一席规格极高的宴会之中，嵌绿松石鸟形尊的出现尽显巴人丰富的想象力，酒，是盛大宴会的主角，故而酒器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巴人在酒器上费尽心思，阴阳线刻，错金银工艺……巴人对这场盛筵的重视仿佛从侧面印证了巴人对生活的热爱。
从巴国酒器这复杂的形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战国时期巴国重新崛起，与楚国联姻，与中原交流所带来的文化融合，为巴国的青铜器带来影响，但在形制上仍保有本国风格。
巴国青铜器，受到楚地中原的文化影响，却因地域偏远未被完全同化，自身的民俗特色鲜明，或许我们无从考察历史上巴人的生活细节，但是通过这些默不作声却又富有故事的器物中，可以感受到巴人对生活的热爱，民以食为天，在这些曾经活跃在巴人盛筵之上的器物中窥视一二那段伴随着冲突却又独立绚烂的属于巴国的民俗风情。
滇国王族的笙歌燕舞
滇国，是史记中所提及的“西南夷”诸国中仅次于夜郎的大国，是西南宝藏之地，滇国青铜文化晚熟早夭，既是云贵地区青铜器文化的杰出代表，同时又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从整个亚洲的地理环境来看，青铜时代的滇国是当时亚洲文化交流的枢纽之一。
整个单元中，滇文化所展出的展品，纹样多以牛、虎、孔雀、狩猎、舞蹈等为主，较少出现龙凤饕餮等中原青铜器文化中所常有的形象，并且纹样多偏于现实，在受到了多方位的文化传播之后，仍然保持着自身的文化特色，我们不难揣测滇王朝的文化繁盛与文化自信。
上文所述水陆攻战宴乐纹铜壶，人物形象在青铜时期诸国器物中并不少见，但滇国的人物形象却更加生动，人物动作上更加夸张且富有戏剧性。
叠鼓形狩猎场面贮贝器，西汉，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高65盖径29底径48cm，云南省博物馆藏
“叠鼓形狩猎场面贮贝器”，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由两鼓叠铸而成，上鼓铸四卧鹿，下鼓铸四卧牛，器盖上铸立体狩猎场面，其中一人筒体鎏金，疑似主人形象。器身整体遍布阴线刻纹饰图案，图案包括犀鸟、猎人狩猎、飞凤、虎牛相斗等图案。器盖上的狩猎场景，极富动感，极易与滇国所处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滇国与周边的巴蜀文化、夜郎文化、钩町文化、粤文化以及泰国越南等地有着丰富的交流，民族风情也十分浓郁。
环纹货贝，西汉，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长1.5宽1高0.7cm，云南省博物馆藏
而贮贝器中所盛放的贝壳，本身有作为货币流通的历史，策展人彭学斌采访中提到：“这种海贝，实际上就是印度洋的产品就是从印度洋运过来的。”滇国并不临海，但所贮贝器以及环纹货贝的出土印证了其拥有丰富且多元的文化交流历史。并且，上文所提到的牛的形象，在“叠鼓形狩猎场面贮贝器”的下鼓部分有所描绘，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印度牛的形象，这个跟我们中国的这种黄牛水牛不一样，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表现，虽然此时未打通南方丝绸之路，但多方的文化交流已经初见端倪。
叠鼓形狩猎场面底部
西汉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顶部
环纹货贝被滇国贵族“金屋藏娇”般的贮藏，叠鼓形狩猎场面贮贝器的纹饰以风俗民情为主，人物形象活泼生动，动物的描绘亦趋于写实，是西南青铜文化迥异于中原文化的特点。
贮贝器的功效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保险箱”，这件叠鼓形狩猎场面贮贝器，器身被铸成双鼓相叠，以乐器形制用以铸造贮贝器，器盖描绘场景中人物与动物的形象均富有动感，本件器皿虽不是筵席上所用之物，却通体反映出了滇人“尚舞”“尚乐”的蛛丝马迹。
视角回到筵席之上，出土于云南昭通桂家院子的“孔雀盖提梁铜壶”是一件汉代器物融合了滇文化的多元文化融合产物，盖顶立一开屏孔雀，肩上有对称双环，锁链龙形提梁。
孔雀盖提梁铜壶，东汉，云南昭通桂家院子出土，高43腹径27cm，云南省博物馆藏
作为酒器，孔雀盖提梁铜壶底的形制十分精巧，提梁部分的也铸龙形图案以彰显其贵气，孔雀立于器物最高处，龙纹盘踞提梁，看得出铸造者对于酒器的精心设计。
孔雀盖提梁铜壶局部
孔雀的形式是云贵地区独特地域所带来的图案信息，孔雀鸟形与巴文化的鸟形尊稍显不同，头部比例较大，但总体呈现写实风貌。与提链中龙形纹样搭配让人不禁遐想，滇文化中的孔雀纹饰有代替其他文化中凤鸟的形象的可能。孔雀的形制更显优雅华贵，与巴人的“诙谐趣味”不同，滇人华丽优雅的审美趣味在这些筵席器物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孔雀盖提梁铜壶顶部
本次展览之中除了大量食器、酒器、乐器等与筵席息息相关的器物之外，各类铜饰扣的展出也是其差别于其他地域的特征之一。铜饰扣虽并非筵席所用器物，但佩戴之人却是这滇国筵席的主角儿。
鎏金二人盘舞铜饰扣，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本次“盛筵”展览之中，滇国单元所展出的铜扣饰非常多，此件铜饰扣中二人服饰相同，高鼻深目，腰间束带，佩剑挂于右肩。二人口微张，并且各持一盘，脚步微屈，作边歌边舞状。下有一蛇，口咬前人右足，尾绕后人左足，动感强烈。人物托盘而舞，所描绘的正是一片歌舞升平。同时展出滇国铜饰扣种类繁多，且精致细腻，大多与鎏金二人盘舞铜饰扣相似，动感十足。是对当时民俗风貌的展现，在侧面反映出了滇国文化的繁荣，盘舞为汉代舞蹈，这也承接上文所提滇文化的晚熟早衰，晚熟，是滇国的青铜文化鼎盛之期，中原地区已然进入铁器时代。早衰，滇文化青铜时期并未持续很久，便受到了汉文化的同化。
鎏金二人盘舞铜扣饰，西汉，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
在盛大的筵席之中，铜饰扣虽并非直接参与其中，但却依附于这宴会的主角，见证着滇国这一场又一场的盛会，细枝末节中记录着当时滇国筵席上的热闹非凡。
史记中所记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于我大？’即夜郎侯亦然。莫能通身毒国也……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王受印、滇小邑，最宠焉。”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滇国随小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让人无法将目光移开。
“汉孰于我大”或许听起来有几丝狂妄，但不难从中揣摩出作为文化交流要道的滇国对本国文化的自信，从侧面也印证了古滇国的繁盛，我们今时今日以无从窥视当日繁华之景，唯有这件件青铜器将这份繁华盛筵带到我们眼前。
大国探秘：夜郎王族用食器“套头”下葬
夜郎国文明相比在西南五省区里面是比较薄弱的一环，因为其目前没有发现高等级墓葬，所以本次“盛筵”展览标题将夜郎国单元命名为：“夜郎探秘”。
据记载，夜郎是战国秦汉时期活跃在云贵高原东侧的一个重要地方王国，在西南地区（即史书记载的西南夷）占有一足之地。西南夷包含今天的川、渝、滇、黔、桂五省区市以及西藏。战国至西汉时期，这里分布有巴、蜀、滇、夜郎、西瓯、骆越等独立于中原王朝的部族或王国。夜郎文明在这场“盛筵”之中所扮演的是一个相对神秘的角色，对于这个文明，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探索的故事。
夜郎探秘，釜踪鼓迹
对于夜郎国我们所熟知的便是“夜郎自大”的故事，但这其实是误传，诚如上文所述最早《史记》中所记载的，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于我大？”这样的言论最早便是滇王所说，而后来却变成了夜郎自大的成语，让人不禁想要为夜郎王“喊冤”，真正“自大”之人其实是滇王，而非夜郎。策展人彭学斌表示夜郎单元就此设置为夜郎“正名”的影像视频。
在这个神秘王朝的筵席之上，首先吸引我们实现的：肩腹部装饰的立虎昂首向上、威风凛凛，让人感到王权的尊严……收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饰虎铜釜”在展览中亮相。饰虎铜釜是贵州夜郎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件出土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墓地的青铜器，出土时竟套在死者头部。这种形式的墓葬叫作“套头葬”，是夜郎文化特有的葬俗。
这件饰虎铜釜出土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墓地，器型规整，纹饰精美，铸造工艺精良，器壁光滑匀称，体量硕大，出土时套于死者头部，器外壁布满烟炱痕迹，显然生前用作实用器。该器圆口，折沿，斜肩，鼓腹、圜底。釜腹上部对称纵向置两只辫索纹环形大耳，耳上饰辫索纹6组12道。另在肩腹部对称饰一对立虎，虎昂首向上，尾巴上卷，呲牙长啸，威风凛凛。二虎虎身饰斑纹，头后部饰一组卷云纹，颈部各饰有一条项圈，项圈前半部刻一系带类纹饰，后半部刻六个小方格，每个方格内刻一贝纹。虎颈项圈表明虎为人所控制，进而表明了器主对自然界的超凡控制能力。通过将立虎神化，器主的权力与威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此，这件饰虎铜釜，彰显了器主尊贵的地位与极大的权势。
饰虎铜釜，战国末至西汉前，赫章可乐M274出土，口径44腹径49高32.8cm，贵州省博物馆藏
饰虎铜釜局部
饰虎铜釜局部
关于套头葬的文化内涵目前还众说纷纭，它像以“夜郎探秘”为名的展览单元一样扑朔迷离，有待进一步发掘和研究。据了解，黔西北的赫章可乐墓地、黔西南的普安铜鼓山遗址、滇东北的昭通营盘村墓地等，都曾发现过一些重要的青铜时代墓地和遗址。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等在《西南夷青铜文化及其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夜郎文化发现了众多散布的遗址，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君长以什数”的记载相吻合。
由于夜郎本身并没有文字，记载夜郎的文献相当简略，我们所能够了解到故事并不多，作为本次“盛筵”之上的“神秘客”，与其他西南诸国的文化多有交融，所使用的食器、酒器、乐器等也与西南诸国其他文化多有相似，“夜郎探秘”，夜郎国有诸多的谜题等着后世发掘，笙歌宴饮，觥筹交错，这些夜郎王朝筵席之景将会伴随着这一件件青铜器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
和鸣钟鼓，精明的百越王族
百越又称为百越族，是居于现今中国南方和古代越人有关之各个不同族群的总称。《过秦论》“南取百越之地”，在此广大区域内，实际上存在众多的部、族，各有种姓，故不同地区的土著又各有异名，或称“吴越”（苏南浙北一带）、或称“闽越”（福建一带）、或称“扬越”（江西湖南一带）、或称“南越”（广东一带）、或称“西瓯”（广西一带）、或称“骆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等等。因此，“越”又称被称为“百越”。百者，泛言其多。
羊角钮钟是战国至西汉流行于岭南地区的一种民族打击乐器。广西的浦北县、容县、贵港市、西林县、柳州市、恭城瑶族自治县都有发现，有的成组出现。同一组的羊角钮钟往往形体大小有差，音频高低有别，可以成组演奏，也可以与铜鼓和其他乐器伴奏。
羊角钮钟，西汉，西林县普驮粮站出土，高27口径17.5-12.3cm，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铜鼓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礼乐器和权力重器。广西是蕴藏古代铜鼓数量最多、品类最齐全的地区。广西最早的铜鼓出土于田东县林逢乡和同村大岭坡春秋晚期墓和祥周乡联福村南哈坡战国早期墓。这种铜鼓鼓面小，鼓胸外凸，鼓腰极度收束，鼓足短矮，足沿外撇，鼓耳细小，纹饰简朴，显得原始粗犷。“我的理解是岭南人的精明有2000年的历史，此单元的青铜器上都标注了器物的容量和重量（铭文）。有些器具在别的地方它能够装4200毫升，衍生发展到了岭南，依照容量测只能装4100毫升，到我们这次搞文物普查广西博物馆又测容量，检测只能装4000毫升。以及羊角钮钟都会有具体的重量标识，是有世代传承的。我觉得一方面是诚信经验的体现，另外一方面也体现广西人喜欢做标准化计量，斤两到底有多少？不像西南其他地区比较粗矿，反正做出来就做出来，不会有重量刻度的标识。”彭学斌对雅昌艺术网说。
无论是羊角钮钟或是铜鼓都是百越文化中乐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百越民族上层人士筵席中的常见器物。既有乐器，筵席中的食器与酒器自然必不可少。
羽人划船纹栉纹铜鼓，西汉，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高22.4面经29.3足径37cm，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铜桶是岭南土著文化极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收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勾连雷纹铜桶”体型敦厚，被戏称为“水桶”，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这件青铜器出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墓，其形制和如今生活中常见的水桶相似，它也是用来盛放液体的。
广州龙生岗43号东汉墓出土了一件仿铜桶而制的陶桶，其中有近半桶高粱，桶盖里的文字“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表明这是一件藏酒器。因此，专家推测“勾连雷纹铜桶”是南越国高级贵族用于宴饮的藏酒、酿酒之器，也可作盛储器。
勾连雷纹铜桶，西汉，高36口径34底径30.2，广西壮族自治区去博物馆藏
百越文化中的青铜器上面很多都记载了它的铭文和重量，就是容量和重量，比如““布、析”纹铜鼎”，这件铜鼎同样出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墓，是为炊器、汉式鼎。鼎盖及腹壁刻“布”、“析”、“析二斗一升”、“二斗大半升”铭文。其中“布”是“布山”的省文，在今贵港，而“析”在今日河南西峡县，“二斗一升”则是他的容量。这件鼎器充分显现了汉文化对于百越文化的影响。
“布、析”纹铜鼎，西汉，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高20.4口径18cm，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汉中期以后，以合浦县、贵港市为中心，新出现一种錾刻工艺，在案、盘、盒、樽、魁、壶、高足杯等薄胎铜器表面，錾刻精细的锯齿纹、菱形纹、羽毛纹、织锦纹等图案花纹，间有龙、凤、异兽、鱼、虫等动物纹样，繁缛富丽，錾刻花纹器具虽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现，但岭南地区出现的更早，流行时间更长，数量种类也是最多的，因此，桂东南地区极有可能是汉代錾刻花纹铜器的制作中心与主要产地。
百越之属，和鸣中古，百越文化，在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基础之上，融汇了中原文化、滇文化、楚文化的元素，“和”多重文化精髓，“鸣”青铜盛筵的繁华盛世。
“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展览，是西南联盟各个博物馆为观众们筹备从的一场盛筵，由于地理景观异质性强，民族风俗的差异性大，在彻底融入汉代中原文明之前，西南诸国形成了各自灿烂的文化文明，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而本次展览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将这段历史呈现给大家，以一场盛大的“王之筵席”为主体，将那段神秘的历史，展现给观众。
“盛筵”之中从“三星伴月，金沙流彩”开始追述西南诸国文明起源，再从“开明王蜀，礼乐尚楚”、“巴都滨江，俎豆用享”、“滇王受印，笙歌宴舞”、“夜郎探秘，釜踪鼓迹”、“百越之属，和鸣钟鼓”五个单元呈现多元文明盛况，最后“中华一统，丝路延绵”展现我国文化交融和合之境，一场盛大的历史筵席就呈现在观众面前，然我们得以穿越千年感受历史的魅力，与西南的王族们一起共享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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