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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君匋书、画、印收藏的文化自觉

发布日期:2018-07-13    来源:荣宝斋    责任编辑:钿钿    阅读:1220   版权与免责声明

【中华收藏网讯】钱君匋先生(一九○七—一九九八)的一生几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他是中国现当代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型艺术家,亦可以说是一位艺术家型学者。相较于他在中国书画、篆刻、书籍装帧、编辑艺术、音乐编译出版和艺术理论等方面的骄人成就和历史价值,学界对于他的认真研究,迄今依然显得相当不够。值此纪念钱君匋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有必要强调这种研究的必要性和当下意义。本文专门关注钱君匋的书、画、印收藏,探讨作为收藏家的钱君匋的文化自觉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钱君匋一生收藏宏伟丰富。姑且不论钱君匋本人创作和设计卓越的艺术作品和设计作品留存,他穷毕生精力不惜钱财所精心收藏的古代和近现代名家作品就非常可观。这些藏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可圈可点,让人赞叹。据记载,他的收藏或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一九二九年即他二十三岁的时候。“是年,始收藏文物。清朝画家任伯年的《三公图》和《戏鱼图》就是钱在城隍庙一家旧书店以五十元的价格购买的。(按:时钱一个月的月薪为二十三元)以后,又收购了虚谷和尚的《枇杷》、吴昌硕的《墨荷》条屏等。”从此,钱君匋的收藏活动持续了大半个世纪,与他的艺术创作设计、编辑研究一起,构成了他“三位一体”的生活方式。

虽说钱君匋一生藏品的精准总数难以得出,他有数千件各类遗存是无可怀疑的。藏品总体质量,则几十年来已经为书画界、文物界所认可,其中精品甚多,让方家叹为观止。且以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自撰文章为例,从中可以窥见他收藏的规模和档次。他回忆道:“我的实力已经稍稍充裕,才开始了买画的生涯。一出手就买到明代徐天池、陈白阳、文徵明、张宏等人的作品,接着又收得沈石田、陈老莲、仇十洲等作品,往后又收得龚半千以及清代石涛、新罗山人、王石谷、王麓台、金冬心、李方膺、郑板桥、伊秉绶、赵之谦、吴让之,近代吴昌硕、黄牧甫、任伯年、虚谷、齐白石等作品。”他进而谈到:“经过若干年节衣缩食不断收求,到六十年代前期,已收到古人作品不下数千件,七十年代起,继续收得黄宾虹、潘天寿、朱屺瞻、刘海粟、谢稚柳、丰子恺等作品,其中于右任书法就有一百件,丰子恺漫画也是一百件,朱屺瞻山水、花卉超过一百件,吴昌硕刻印二百件,赵之谦刻印一百多件,黄牧甫刻印一百五十余件,华新罗百件,齐白石和任伯年合为一百多件,逐渐形成了我买画藏画的阵容。”财力充裕,眼力过人,学养丰厚,加上当机立断的魄力和锲而不舍的毅力,促使钱君匋遂成收藏大家。

自身是书、画、印专家的钱君匋收藏的类别范围相当明确,虽然亦有陶瓷品、铜器、石器,主要集中于明清和近现代名家的绘画、书法和篆刻作品。这原因在于他的收藏动机和目的不同于一般的收藏家,是他的生活经历和艺术取向所决定的。

概而言之,缘于逐渐深入的艺术认识感悟和丝毫不减的浓厚审美兴趣的挚爱乃至痴迷,产生出一种希望得到和拥有名家书画印强烈的内在驱动力,一种特殊心理状态和意愿,这便是钱君匋坚持收藏的起因,推动钱君匋收藏行为的发端、方向和延续。他为了得到喜爱的艺术品,常常不惜一切代价,乃至“节衣缩食”。试举一例,钱君匋深爱新罗山人华喦的画作,也对华新罗有精深的鉴赏和研究。他曾自叙当年收藏其作品的经过:“一九五六年冬,予在北京厂肆见新罗画八册九十四开,魂系心摇。痛割查士标吴昌硕、徐悲鸿画多种,集巨资购归重装,烦叶恭绰、张宗祥、吴湖帆、沈尹默、唐云、马公愚诸家题耑。唐君见予嗜喦画如痴,出让八开,六四年夏复得一页。计花卉、翎毛四十八件,人物、山水二十五,虫鱼走兽三十,均七十二岁作。精品中精品,足楷式艺林。”此时,钱自称“新罗山馆主人”。可见,其对此藏品至喜至爱,无可名状。

钱君匋收藏之痴心来自其从艺之初心,对艺术,对真美的顶礼膜拜。作为印学专家和治印大家,钱君匋对倾慕向往的篆刻大师之作品,自然志在必得,痴心明鉴。当年钱君匋从津门购得赵之谦刻印一百余方,其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在谈判中我的心随着它的代价一上一落,紧张的状态不可言喻,深怕被人出高价夺去,等到拍板了,虽然这批印还没寄到,我已情不自禁,在家饮酒的兴致上升,酒量随之而升到五斤,印一到手,立即邀请同好一起来欣赏观摩,大家沉浸在我得印的喜悦之中。”此后,他又收藏有“吴昌硕刻印二百件,赵之谦刻印一百多件,黄牧甫刻印一百五十余件”。他颜其书斋曰“无倦苦斋”,盖因他治印慕宗三家为主,而赵之谦号无闷,黄牧甫晚年别署倦叟,吴昌硕有别号苦铁。“无倦苦斋”和“新罗山馆”均表明其所挚爱。

痴迷真爱,历尽艰难所得的藏品,自然格外受其珍惜。“文革”一来,藏品遭劫,钱君匋痛彻心扉。“文革”之后,被抄文物返还,钱君匋失而复得,欣喜欲狂。“劫中抄失,若剜肺腑,梦中细阅,醒后幽月扣草窗,欲哭不敢,欲忘未能。又十年(笔者注:此处或指‘文革’十年结束。参见下文)意外退还,予喜饮黄酒五斤不醉,真极似假,咬指犹不敢信。”他得知自己的珍爱之物将会返还时,就“迫不及待地刻了‘与君一别十三年’和‘君匋庚申重得’一朱一白两方印,准备盖在久别重逢的书画文物上。文物回家的那天晚上,在阖家高兴之余,我又痛饮了五斤花雕,为有生以来第一件快事”。而“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被抄走的文物还有三百件没有还到手”。此庚申为一九八○年。“文革”浩劫,文物毁坏无数,此为一例。钱君匋痛心介怀藏品的丢失,不唯哀伤于心爱之物再不得见,实则也是悲愤于中华文化历史文脉被破坏。诚如当时“红卫兵”劫掠藏品时,并威胁钱君匋当场撕掉烧毁名作,钱君匋“坚决拒绝……不顾生死,大声疾呼,这些都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谁也不能毁灭它,损坏它……如有破坏,就是天诛地灭死有余辜的人”。若没有深厚的文化自觉意识,是决不可能在当时极端的政治高压情境中有如此鲜明强烈的态度的。

事实上钱君匋收藏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贯穿其一生,那就是为了学习,收藏名家作品以便更好地学习书画篆刻,更好地把握中国书画印艺术的传统文脉和精神实质,达到其高深境界。这是他从艺所希冀达到的目的地,也是他从一开始从事收藏就预先设定的清晰的目标和结果。他几十年坚持不懈收藏艺术品,选择、比较、鉴赏、斟酌,并克服几乎不可能克服的困难,都是朝着这一目标而前行。

钱君匋坦言:“我收藏的名迹,原是为了一己的学习而收藏的,是有的放矢。”“我买画、藏画的出发点是根据学习需要而选择的,和一般为藏画而藏画的收藏家完全异趣。”他收藏的目的既不在于商业投资似的经济回报,不在于借以清闲度日的休闲,也不在于有可能导致丧志的玩物游戏,不在于借以抬高自己身价、附庸风雅的炫耀。他是借以学习传统书画,延续艺术文脉。

钱君匋的收藏观念态度、收藏经历、收藏成果和藏品归属,体现出一种文化自觉。

笔者曾撰文认为:收藏既是经济收藏,存在经济价值、投资效益、利润赚取、货币报酬,也是文化收藏,但首先应当是文化收藏……无论在中外收藏史上还是在收藏现实格局中,任何真正成功的有影响的收藏都主要是文化收藏,其藏品主要因其文化内涵让人珍爱,给人愉悦。文化收藏强调对待物品收藏的文化理念和文化标准,同时突出从事收藏的文化原则和文化方式,其根本目的是致力于民族认同和文化主体精神的重建,进而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传承;警惕和避免收藏的拜金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倾向。具体说来,在收藏的指导思想上,文化收藏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确立文化中心意识,树立一种文化责任感。第二,具有审美眼光。这是说树立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健康向上的审美观,从审美角度积极地发现有代表性的物品并收藏之,把握和发掘物品的审美文化价值。第三,形成诚信理念。这是提倡、践行和坚持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诚信守法而人性化的健康的收藏。钱君匋的收藏实实在在显示出来这种文化收藏的本质。他收藏的动机、目的,收藏的历史过程和表现形态,收藏的丰硕成果和最终捐赠家乡、造福桑梓,无不体现出他心系中国传统书画文化,瞩目文化传承发展,审美修养厚、眼光高,和诚信收藏、不求私利的高尚情怀。他当之无愧可以列入真正成功的有影响的文化收藏大家之列。

这种文化收藏的核心在于文化自觉。确实,通过书画印收藏的分析研究可以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发展的某些方面。有学者从一般意义上这样概括文化发展的特点:“文化的发展反映人类活动的进化。因此,这种发展在三维空间中展开:它的第一种坐标是历史坐标,第二种是种族坐标,第三种是社会坐标……这种三维性完全凝定在艺术中,使艺术的发展成为文化发展的镜子。”钱君匋终其一生热爱中国书、画、印,收藏、珍护和研究古今书、画、印名作,为入其堂奥、继承创新而不断努力。一直到其暮年,面对西风日盛、中西文化冲突加剧的社会环境,其艺术初心丝毫不变。他的这种毫不动摇的艺术坚守和创作定力体现出坚守和弘扬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一种文化自觉。他以自己一生方向明确的践行,向历史、向人们表达了自己的文化底气和自信。他将自己的艺术责任感同文化责任感融合在一起,艺术责任感以文化责任感为灵魂,为深层次的精神保证,又成为后者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形式。

作为一种明确的理论主张—“文化自觉”,是由社会学家费孝通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提出来的。一个民族的人们倘若没有对自己文化的尊崇,丧失了本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和自信心,那么就谈不上赢得他人的尊重,谈不上文化自主权,谈不上获得文化对话的“话语权”,更不用说获得真正平等的“话语权”。一个中国艺术家或者收藏家,要热爱、尊崇中华文化,这是立身之本,是获得成功最为重要的先决因素。钱君匋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譬如说,他很清楚自己所做的是“以国宝倾囊献乡邦”,展陈出版可“传播华夏文化”。他明白:“书法是我国文化遗产中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辉成就的一门传统艺术。”“篆刻,是我们东方文化的瑰宝,是贡献给人类文化宝库的独创艺术。当西方文化在写实的漫长道路上走到难以突破的时刻,写意的中国艺术在近几个世纪内,将会给他们很多启示。”他着眼于中华文化的发展这样忠告后来者,表达自己殷切的期望和充分的自信:“我只能忠告少年、青年,以及承上启下大有希望的中年人,你们对祖国肩负着重大使命,愿你们放开眼界,面对历史,努力丰富自己,提高自己,保存人民传统美德,发展中国学术,继承先贤,创造自己的成果与道路,让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与人口、历史相称!前景是灿烂的!”

晚年的钱君匋毅然决定向家乡捐赠自己呕心沥血历经大半个世纪精心积累的藏品和本人数量极其可观的精心之作。一九八三年,时年七十七岁的钱君匋便开始考虑百年之后藏品的去向了。这实感于是年六月二日其远房堂弟、大收藏家、鉴赏家钱镜塘的突然离世。前一天,两人晤面,还畅叙情谊和笑谈书画鉴定的趣闻。次日,钱镜塘因突发脑溢血溘然长逝。钱君匋有挽联“昨日楼头犹畅叙,今朝堂上只哀思”悼之,并写文章《钱镜塘先生安息吧》追思,并为之撰《墓志铭》。此事对钱君匋触动很大,他开始考虑安排藏品的长久归属。据说他当时有三种选择方案:“第一种,按传统做法,把一生的积蓄和文物留给三个儿子;第二种,把文物变成现钱如数分发;第三种,把文物捐给国家。”两年之后,一九八五年,他“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对‘后事’作了决断:通过学生计安康,向桐乡县委表示愿意把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全部捐献家乡人民”。又越二年,捐赠一事终圆满告成。对于这一过程,他曾撰文论及:“如果照平常的处理分给儿孙,我能监护的只不过三代而已。再延续下去,他们对这些文物所持的态度如何不得而知,也许吃尽卖光。而我千辛万苦收集珍护下来的文物,聚则不易,散则极快,不如把这些文物一古脑儿如数捐献给生我的故乡。由故乡建立机构来永远珍护,可不致分散。这不是一件很放心的事吗?”钱君匋“于是把还得的书画印章和其他文物,以及历年来书画朋友所赠的作品、稀有的善本印谱等一件不漏,捐献给故乡。桐乡县政府特拨巨款,由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设计为这些文物建筑一座君匋艺术院接藏了,经常把这些文物轮流公开陈列,任人研究参观”。有远见的桐乡党政班子在当时财政较为困难的情况下,拔出其时堪称巨款的一百二十万元,专款专用。有文献记载了当时情景: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日,清点捐赠文物,移交给来沪接受文物的桐乡县领导及有关人员,文物当晚运往桐乡。是月十日,建于桐乡县城梧桐镇的君匋艺术院(十月竣工)举行隆重的落成开院典礼。参加盛典的有浙江省、浙江省文化厅、嘉兴市、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以及桐乡县的党政领导和有关负责人,以及许多著名书画家,盛况空前。“捐赠的明代、清代、近代和现代的名家书画、印章、原拓印谱、陶瓷铜石器、自作书画、印章、封面装帧及书籍等共计四千八十三件为第一批入藏,并展出部分精品。”其中明代徐渭《墨梅芭蕉图》轴、陈道复《松石图》轴、文徵明《窗前鸣佩》手卷、清代石涛《兰竹》册、郑板桥《墨竹图》轴、金农《花卉》册、华喦《绶带松竹图》轴、赵之谦花卉八尺屏条等均为稀世遗珍,晚清金石篆刻三大家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的原印为海内首富。

一九九六年,钱君匋又向他的祖籍海宁市捐赠藏品和自己佳作。为此海宁市政府于海宁市区西山山麓建立钱君匋艺术研究馆,于一九九八年五月九日正式开幕。二○一一年,海宁钱君匋艺术研究馆编辑出版《钱君匋捐赠馆藏书画精品集》有赞“千余件珍品报桑梓,十二载光阴续文脉”,便是指钱君匋当年将其收藏的艺术珍品和本人佳作共计一千余件捐赠海宁之事。这些珍品包括明清董其昌、金农、华喦、虚谷、蒲华、赵之谦、吴昌硕等,近现代张大千、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等名家精心之作。

不唯捐赠,钱君匋对于这些藏品如何发挥作用也有思考和要求,同样显示出这位世纪艺术老人和收藏大家的文化自觉意识。他在君匋艺术院开院大会上曾这样谈到自己的感受和希望:“生命有限,艺术无涯……为艺术的发展尽一点人子的微力,完全是应该的……我在六十年间一直希望为青少年们做点有益的小事,就是不忘当初观摩名作之难。所以,我希望君匋艺术院开门办院,为专家服务,也为普通读者服务,这样才能物尽其用,无愧前哲……收藏只是为了研究,为了造就新人,这一点希望领导和朋友们给我以支持!”他的这一企盼实则包含三部分:一、让藏品“供来哲治学之需”,成为学者和艺术家研究中国书画印的图像文本物品原件;二、供一般读者看物读图观赏,使之面对精品原作感受中国美术的真善美,提高书画印审美水平和传统文化修养;三、供青少年学习,为他们提供观摩名作的机会。自己学画时看不到名家原作的切肤之痛使得钱君匋对于今天美术学子有格外的体贴和关怀。他作为君匋艺术院院长在“君匋艺术院成立五周年”活动中再次强调:“请允许我在这里申明:我们将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但决不做金钱的奴隶,竭诚尽力地为艺术家的创作、展出和来院学习的学者学生提供方便……让院内的文物、人员、设施,发挥潜力,为繁荣学术服务!为父老兄弟姐妹服务!尤其不能忘记为明天的主人—孩子们服务!”殷殷之情,拳拳之心,将毕生收藏悉数捐赠梓里故乡之后,念念不忘让它们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服务,令人感动。

(本文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书法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

本文来源:荣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