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收藏网讯】预计今日晚间，全国范围内的高等中学将会上演一场“告别五三”的大戏，参演人员为975万高考生。
风靡全国高考生的《5年高考3年模拟》
这套风靡全国让所有高考生又爱又恨的《5年高考3年模拟》出版于15年前，幕后操手是河北人卫鑫，这套售价人民币300多元的高考教辅书，创下了高达28亿元的市场规模。
陈鉴纂辑的宋代最强“教辅书”——《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
但你可知道，800年前，一个叫陈鉴的福建人也曾经为参加科举的举子们编了名为《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的最强“教辅书”，这应该是彼时最为畅销的宋版“五三”了。
当今天的你正在告别“五三”的时候，这套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逢辰现世，不仅让我们看到这套最美宋刻本，更是让一桩多年的古籍学术问题得以解惑。
《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中关于《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的著录
这套罕知罕见罕传的《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共51册，160卷，在千年的时间内被人秘藏，除《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之外，未曾见于其他任何一本书目著录。
在这51册160卷的《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出现之前，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南京图书馆共藏有4册11卷，四处共计171卷，这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中著录《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200卷的数量接近完璧。
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 《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存2册7卷
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 《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存1册3卷 吴湖帆题记
逢辰现世的奇迹在于，由于之前三家图书馆所藏的零本中没有第一卷，不知其书的总卷数，也不知纂辑者是谁，只能通过考证零本的风格特点，审定为宋刻本。但这51册宋刻本的出现补充了《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这部书的版本信息，世人由此了解《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是由宋人陈鉴纂辑，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修撰的200卷《新唐书》详节。
正如之前三家图书馆所关注的纂辑者是谁，我们也十分好奇究竟陈鉴是一个犹如卫鑫般商业头脑的人？还是一个另有隐情的高产作者？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李致忠的考证中，或许这个陈鉴是一个南宋庆元年二年的“特奏名”，出自进士最多的福建，这种推断其实也来自于陈鉴的一段自问自答的序言。
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制度，极为严苛，层层选拔，最终的状元秒杀今天的高考状元：基本上全县前20名才能考上秀才，全国前90名才能考取进士，终生未能考取的人大有人在。
中国国家图书馆李致忠先生
“中国的科举考试到宋朝才算是完全摆脱了门阀士族的约束，由因宋太宗对于手握重兵官员的疑心，所以对于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文人极为重视，宋太宗还曾经颁发过一种特殊规定，将皇恩覆盖到落榜生阶层，规定考进士多次不中者（15次），令造册上奏，特赐本科出身，即为“特奏名”，赐予功名，终生享受俸禄。”李致忠说道。
之所以李致忠猜测陈鉴为一名“特奏名”，也是来自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明弘治十五年邵宝序刻两汉《文鉴》中陈鉴的原序，他提到自己是“白首场屋”，大意即为自己年纪很大的时候还在“场屋”（意为科场），按照宋太宗所颁发的“多次不中者，特赐功名”，由此推断，陈鉴极有可能就是“特奏名”。
同样也是在这篇原序中，陈鉴也说明了自己为什么要编辑这套书，实属是无奈。
“或有问于余曰，子之驰骋古今，贯穿史传，而谓史可节乎？……汉、唐正史，万代取信，奚庸一字加损！特以科举之习，不容不纂取其要……”
陈鉴所表达的意思很明确，我通晓古今，史类的东西本身不能用节选的方式去编纂，尤其是汉唐这两个最强盛的时代，但是无奈啊，今天科举考试的太繁重了，根本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去通读，所以我才用节选的方式去纂辑了这套书，为的就是能够让举子们能够直抓重点。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皮庆生教授
“宋代科举考试其中有策论，比例非常大，所以当时如果要做史论的话，之要知道历史的概括性的东西就可以写了，这套200卷的《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其实对我们这种做史论研究的人来讲是好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皮庆生说道。
但是，其中需要明确的是，虽然陈鉴说到是用“详节”的方式去纂辑的，但是这套《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却多达200卷，远远超过其他节选书中较大体量的的60卷数量。
其实，这其中有一个好玩的和值得再研究的问题，皮庆生提出关于辑者陈鉴。
“陈鉴是庆元二年间的进士，我们一般认为他是所谓的“特奏名”，当时年纪应该是在五六十岁，但陈鉴在编辑两汉《文鉴》时，最后署名的时间是端平元年，这个庆元二年相差了35年，加上前面的五六十岁，也说明了这个陈鉴活的时间比较长。”史学研究出身的皮庆生提出了这个猜测。
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卷一及卷二百
另外再来看陈鉴这个人的籍贯，他在上文的原序结尾处表明自己是“石壁野人建安陈鉴”，据李致忠所说，石壁野人应该是陈鉴的号，所谓“野人”应该是指陈鉴并未入朝为官，“石壁精舍”应该是陈鉴的堂号。
建安，福建省的古郡，是福建历史上最早的几个县之一，是科举考试中举人数最多的地区，自然也出现了很多应付考试的妙招，准确的说是优势，陈鉴所编辑的这套《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为其中的代表。
从而也就很明确的指出身处科举集中地的陈鉴，为了举子们读书方便，特别编纂了这套《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用李致忠的话说就是今天高考的参考材料，这也说明了陈鉴在动手在这套书之前的立意并不高远。
那么，在确定了辑者陈鉴的身份，以及他为何要编纂这部书之后，一个严肃的问题亟待解决，如何证实这是宋刻本？
“在古籍的研究过程中有一个特点，谈到某一个人和具体历史事件时，要把这个人物的原始材料都集中在一起，具体到陈鉴而言，他曾经编纂过《西汉文鉴》（21卷）和《东汉文鉴》（20卷），陈鉴的这两个书是有著录的，这为《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的研究就提供了可参考的对象。”李致忠进一步说道。
上海图书馆陈先行先生（右）
上海图书馆的陈先行对此亦有研究，同时李致忠也发现前后三个著录中都曾经提到过陈鉴关于两汉《文鉴》的情况，和今天我们看到的《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为小开本、巾箱本这两个宋刻本的特点均是相吻合的。
明弘治十五年邵宝序刊《两汉文鉴》，藏书家邵宝在《重刊两汉文鉴序》中写到……《西汉文鉴》一遍，则宋人陈鉴氏所集……。本宋刻，其简帙甚约……意思就是陈鉴的《西汉文鉴》是开本甚小，方便携阅。
清代刊刻家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卷一《汉文鉴二十一卷提要》中也曾经提到。。。。。。。与前次所录《东汉文鉴》同为宋时巾箱本。。。。。。
清代藏书家瞿镛在《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十三著录明刊本《西汉文鉴》二十一卷，《东汉文鉴》二十卷，并说“就有宋刻巾箱本”。
“当然，要注意的是上面三个著录中所提到的均是陈鉴的两汉《文鉴》的宋刻巾箱本，但它与《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的版本紧密相关。”李致忠说道。
李致忠在通读陈鉴自序“汉、唐史节，积十余年而功始竟。三史之文编纂告成，姑以述其大概云尔”后说到，陈鉴是把节选《汉书》、《后汉书》、《新唐书》而成的《西汉文鉴》、《东汉文鉴》及《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视为一项整体的工程，在上文中不止一次提到的明弘治十五年邵宝序刊《两汉文鉴》中的端平甲午陈鉴自序，并非只是两汉《文鉴》之序，而是包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在内的三书之序。
所以，从鉴定的角度来看，两汉《文鉴》是巾箱本，这套《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亦当时巾箱本。
所谓巾箱本是版本类型，是一种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本是古人装头巾用的小箧，是指这书很小，可以放在巾箱中。
“这套《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做成巾箱本，一是为了降低成本，如果是大字的话，需要的版太多了，二是为了方便举子们赶考途中携带。”李致忠补充到。
同时，李致忠也从书中的避讳字研究入手，更加得以佐证此书为宋刻。
卷四十七中“仪凤中司邢台常伯李敬”之“敬”字，“徐敬业”之“敬”字，均缺末笔，以示回避宋讳；
“越王貞”之“貞”字，乃回避北宋仁宗赵禎嫌讳；
“玄宗开元三年黄门監盧懷慎”之“慎”字，亦缺末笔，显避南宋孝宗赵昚嫌讳。
但是，在遇到“玄”、“弘”、“炅”等该避之字却又不避，随意性较大，这都从不同角度印证了它的是宋刻，而且是南宋后期闽建书铺刻书常有的现象。
至于闽旧刻的认定，在明代晁瑮的《晁氏宝文堂书目》著录有《西汉文鉴》，并定为“闽旧刻”，意为“福建的旧刻本”。
在李致忠上文所言看来，这三套书同为陈鉴所刻，所以《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亦当是福建旧刻。
虽然久为人知的两汉《文鉴》的宋刊本不复可见，但是这三套书的版式、字体风貌、开本大小都是一致的，也佐证了这套《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为宋刻本的真实面目。
种种，陈鉴两汉《文鉴》的后世著录、巾箱本、闽旧刻、避讳字等等因素集合在一起，构成了当地人陈鉴编书，并在当地寻找店铺印刷，最终行销全国。
学术讨论鉴定问题解决之外，更能引起大众热议的在于其在近代的收藏，毕竟直接得自民国总统曹锟家族后人这一来源，颇具话题性。
“这部宋刻《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曾经先后被胡若愚和曹锟旧藏，期间因为历史原因短暂入藏天津人民图书馆，胡若愚是奉系要员，同时也是收藏大家。曹锟则是直系军阀领袖，更是中华民国的第五任大总统。这部神秘的宋刻本在胡若愚和曹锟之前，一直是秘藏的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应该在奉系要员和民国大总统之间曾经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宋皓说道。
曹锟 （1862-1938）
的确，往往历史名人之间的交往更加容易引起讨论。
胡氏收藏宋本印
今天我们在《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上也仅仅能看到两枚钤章，一为“胡氏收藏宋本（51次）”，一为“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收藏图书（51次）”，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个“天津图书馆注销章”。
胡若愚（1895-1962）
其中胡若愚作为与汪士元、张伯驹等齐名的天津十大收藏家之一，他是如何得到这套宋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已经不得知了，但其留下的“胡氏收藏宋本”却是真真实实的存在。
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收藏图书印
这第二枚“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收藏图书”，则是和“文化大革命”有关，书画、典籍被视为“四旧”而被抄被毁。但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有的虽被抄出，但未立即销毁。有的被送到指定地点，有的就被送到了当地图书馆。
“当时我们上海图书馆退还在全国是第一家，即便是宋刻孤本都是要退还的，所以在《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中有上海图书馆已经退还的古籍善本。”陈先行说道。
目录学家顾廷龙
其实，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实在1980年6月，曾经进行过一次全国古籍善本的普查，目录学家顾廷龙曾经在天津图书馆调阅了这套《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但为何最终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中是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南京图书馆的四册零本著入，而完全没有提及到天津图书馆当时所藏的这160册？
天津图书馆注销章
“当时由于有些被抄来的书已经编目上架，并钤盖了藏章，如果书归原主，还要财产注销，手续繁杂，发还迟疑，从而引起原主不满，甚而产生矛盾，政策落实缓慢。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和宋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大概是属于这种情况。”李致忠说道。
1975年秋末冬初，周恩来就曾经传达过“要尽快把全国善本数目编出来”的指示，随即就开始做相关的准备工作。
1978年春，在南京召开全国性善本书目编辑工作会议，正式部署编目工作。
1979年底，全国各馆善本编目卡片陆续汇集北京。
1980年春，总编工作在北京展开。为使校核工作顺利进行，在经、史、子、集、丛各部大体草编就绪之后，主编决定先刻蜡纸油印本。这个油印本的史部史抄类，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报来的宋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仍著录在目。
待到1993年4月史部正式出版时，距油印本问世已过去十年有余，天津图书馆根据政策早将原书退还了曹家。
顾廷龙年谱中关于在天津图书馆调阅《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的说明
李致忠解释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仍以国图所藏立款标目，并不再标示天津图书馆有藏的历史原因。至于2000年5月线装书局正式出版带有索引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即以油印本为底本，不管其后的种种变化，一概照录，造成诸多局外人不懂不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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