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收藏网讯】像故宫里的大多数工作人员一样，今年71岁的梁金生每天会骑车从东华门进入故宫上班，中午到北门的食堂吃饭，平时就呆在他的小办公室里，拿着一个比脸还大的放大镜研究文物和古籍，几十年他就这样过着低调而简单的生活。
今年年初，梁金生登上火爆一时的央视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这一亮相，人们才知道，这位看上去很平凡的老人满身都是不平凡的故事。他是原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人称掌管故宫宝物的“大内总管”，一辈子负责管理、守护、寻找故宫文物。
对梁金生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一份职责，更像是深藏在血脉中的一种宿命，因为梁家五代人都和故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每天面对文物，我好像在和过去的时空对话，和我的祖辈交流。”老人脸上带着惯有的微笑，操着不急不缓的京腔，说道：“都说一辈子做一件事不容易，而我们家是五代人都在做一件事——为故宫工作。”
清点故宫文物看到高祖父的画
几经周折才约好采访梁金生，他在电话中很细心地叮嘱我，到了东华门给他打电话，他会出来接。如约而至的梁金生带着我来到东华门附近一处僻静的小院中，这里是故宫文物管理处，统管紫禁城珍宝文物的地方。最北边的一间小屋就是梁金生的办公室，陈设极为简朴，一桌、一柜、一沙发，多一个人进去就显得颇为拥挤。梁金生丝毫不以为意，2008年他退休后被故宫返聘，就继续每天来这个小院上班。
故宫以前有“接班”的传统，不少工作人员都是接父母的班进来工作的，所以两代“故宫人”并不少见，可是梁先生家的故宫渊源可以追溯五代，每当有人问：“像您这样祖上几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还有吗？”梁金生会操着一口京腔儿说：“有啊！”然后抖个包袱，“皇上！”
梁金生的高祖父是咸丰皇帝的宫廷画师，曾祖父在光绪年间担任如意馆掌管，他们的作品如今都是故宫文物。梁金生曾经见到过一幅《山水图》扇面，远山清廓，密布枯树瘦石，落款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着“梁德润恭画”。这是故宫标号8742的文物，而落款处留下的正是他祖先的名字。梁金生数过，故宫收藏的文物中有81件高祖父的画，以小幅的山水、花卉居多。
梁金生的祖父梁廷炜本来子承父业，也做了宫廷画师，却正好赶上清朝灭亡，清帝退位。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临时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对清宫旧藏文物进行系统点查，熟悉清宫书画收藏的梁廷炜成为其中重要一员，于是他从皇室服务人员成了第一批故宫博物院的正式员工。
故宫历史档案中记录了当年清点文物的情形，“一人执笔，一人唱读，身穿特制无口袋的工作服，还以白带系紧袖口，双手无处可藏，以预防发生偷盗之事。”梁金生经常由此想象祖父的模样，因为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他的样子了。梁家命运多舛，后来遭遇亲人失散、骨肉分离的悲剧，竟也是和故宫文物脱不了干系。
兄弟姐妹的名字就是文物流转的轨迹
爷爷梁廷炜的命运如今看来颇为传奇，梁金生没机会听爷爷亲口讲那些故事，只是在家人聚会时间或谈起些片段，已足够惊心动魄。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告急，为了抢救故宫文物不使落入敌手，专家提出“文物南迁”计划。1933年2月5日夜，北平全城戒严，几十辆板车从神武门出发，直奔火车站，车上装的正是故宫博物院精选、打包好的13427箱又64包文物。押送文物的工作人员中，就有梁金生的爷爷梁廷炜，他们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后向南出发了。
梁金生的电脑里，有当年木箱子的图片。箱子长三尺，宽高各一尺，厚实、粗糙，铁皮在边缘裹了一圈，箱口有钉子留痕。祖父就是陪着这些松木箱子南下辗转。后来文物运抵上海，又分五批运到南京。梁金生的父亲梁匡忠跟母亲来到南京追随梁廷炜，一起加入了运送文物的队伍，文物运输的过程中，17岁的梁匡忠正式“入了宫”，也成为守护故宫文物的工作人员。
抗战爆发后，文物分三批西迁，运往贵州安顺“华岩洞”，后运往四川巴县、四川峨眉和四川乐山。2900多箱来不及运走，滞留南京。“十多年，文物走到哪儿，我们一家就跟到哪儿。”梁金生说，兄弟姐妹的名字，就是文物流转的轨迹。
走到四川乐山，梁匡忠认识了梁金生的母亲，结了婚。梁匡忠的大儿子出生于四川峨眉，取名梁峨生；二女儿在乐山出生，乐山古时叫嘉定府，所以叫梁嘉生；梁金生是老三，生在金陵南京；还有个妹妹也生在南京，索性取了梁宁生；最小的弟弟在北京出生，叫梁燕生。
梁氏一家人就这样一直在路上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兑现着那句“人在文物在”的誓言。1949年国民党海军运输舰把故宫南迁文物中的四分之一，共计2972箱分3批运往台湾，梁金生的爷爷梁廷炜作为押运人，带着妻子、二儿子和大孙子梁峨生跟随。大家都以为那是一次寻常的护送，哪料自此一别，不但国宝分散两岸，梁家三代也骨肉分离，直至1972年离世，梁廷炜再也没能回大陆。
在北京的梁家人30多年没得到一点亲人的消息，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位曾在台北故宫工作的文物专家来北京交流，偶然提到了梁廷炜。梁金生赶忙代表家人写了一封家书，寄到“台北故宫博物院”，信件最后辗转到了梁金生的大哥梁峨生手中，几年后，梁家人才真正团聚。梁金生从祖父的同事们口中得知，当时初到台湾，大家还做着随时回去的准备，直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大家才意识到，怕是回不了家了。祖父后来一直在台北故宫做文物方面的工作，一家人虽然被海峡阻隔，却依旧在做同一件事情。
接着做祖父和父亲没做完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分批运回北京故宫，1954年，梁金生的父亲梁匡忠押运第二批文物北返，成为故宫负责保管文物的干部，全家人也跟着回到北京。每到假期，梁金生都会提着饭盒进宫给父亲送饭，顺便在宫里逛一逛、玩一玩，“就跟自己家一样”。
由于祖父的事情，梁家多年来莫名其妙背负着“海外关系”的罪名，梁金生求学、工作遭遇了不少挫折，受尽冷眼，那时候他一心就想着一定要到故宫工作。“因为我家几代人的事情故宫都了解，都清楚，我相信只有故宫不会歧视我。”
1978年梁金生从内蒙古插队归来，因为超龄，31岁的他只能进故宫工程队，成为一名瓦工。每个春天，他都要爬上宫院屋顶，用红色的瓦刀把琉璃瓦的缝隙重新压一遍。这个技术百年未变。他远眺藏书阁及北京城，时常想起爷爷。
做了5年瓦工之后，梁金生被调离工程队，来到东长房的保管组（故宫文物管理处的前身）工作。正是在东长房内，梁金生第一次见到了爷爷在上世纪20年代参与编辑的文物目录《故宫已佚古物目录二种》和《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此后，梁金生开始了与祖父、父亲相同的工作——点查文物，追寻遗失珍宝。
直到今天，我看到梁金生的办公桌上依然放着这两本书页发黄脆弱不堪的小册子，它们已经跟随了他几十年，日日翻动，魂牵梦萦，甚至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这上面记录的故宫散佚文物大都是溥仪退位前赏给溥杰带出宫外的，当初清室善后委员会公开发行，就是希望众人知晓，促使遗失文物早日回宫。“共有2859件散佚的文物，何时才能都回到故宫啊？”老人长叹一声。
对这批文物的寻找和追查已经进行了80多年，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就开始了，先是接收了溥仪在天津旧宅和东北留存的东西，又通过购买和接受捐赠的形式进行征集和收购。1945年，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从长春伪皇宫中流出，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卖掉13亩的宅院，凑足240两黄金买下。1956年，张伯驹将收藏品中的8件珍品无偿捐献给故宫，其中就有《游春图》和同为清宫旧藏的《平复帖》。
上世纪50年代，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文化部从香港重金购回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以及唐韩滉《五牛图》等国宝级文物，交给故宫珍藏。
每次，见到书画大家徐邦达、启功等老先生，梁金生都要问一问：“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线索？还有哪些地方可能存着咱的宝贝？”我注意到书中还夹着一些小纸条，纸质也已经发黄，梁金生说，那是他的老同事们追查到的线索，蛛丝马迹都会记录下来，后人会沿着这些线索继续查找，就这样一代一代查下去。
每回来一件文物就画一个圈
我看到两本小册子上，用铅笔画着一些小圆圈，梁金生告诉我，每个小圆圈就是一件回归故宫的宝物。每次，有清宫旧藏回宫，梁金生都会如前辈一样在“目录”上郑重地画一个圈，几十年过去了，这上面一共画了235个圈，每一个圈背后都是一个千回百转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有一段时间梁金生欣喜若狂，“那时候来故宫捐赠文物的人特别多，每天一早景仁宫外都要排长队，不少人是因为‘文革’家中古董被抄，落实政策后虽然归还了，但人们心有余悸不敢放在手里，就想到捐献或者卖给故宫，那时候故宫收购一件唐寅的真品才600元。”
从1984年开始，故宫所有的捐赠文物都要经过梁金生，可以说是他亲手把这些宝贝迎进故宫。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一位河南农民叫何刚，他在自家院子里挖出一缸银器，找到梁金生，全部捐给了故宫。经鉴定，这缸银器共19件，均为元代酒具，正好弥补故宫馆藏元代银器的空白。故宫给他颁发了“捐献证书”，还有8000元奖金及1000元路费。去年6月，何刚因意外去世，故宫还特别为这位农民举办了一场追思会。
这段故事已经广为流传，梁金生又给我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85年5月海拉尔鄂温克自治旗农民白德贵在西公社东山子山顶处发现了22件远古石器，他1986年2月4日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故宫当时给他颁发了奖状和400元奖金。故宫专家认为这些文物制作精致，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实际上，这批文物是距今7000年的“哈克文化”遗存，而“哈克文化”在近几年才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发现了大批古遗址和古墓葬，故宫接收的这批文物目前成为珍贵的研究史料。“可见故宫独具慧眼，30年前就认识到了它们的价值。”梁金生为自己亲手接收了这批宝物而感到自豪。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拍卖行的出现，文物捐赠逐渐减少，故宫也开始通过拍卖会购买文物。故宫第一次在拍卖会上亮相，举牌的人正是梁金生。
1995年秋，北京瀚海公司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上，梁金生和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低调地出现了，平时穿着休闲的梁金生这天特意穿了套西装。拍卖会过半，梁金生和杨新不时低头耳语，却一直没出手。“《十咏图》，660万元起拍，有没有人加价？”梁金生马上举手示意。“故宫出手了！”现场顿时热闹起来。随即，另外两位买家也举牌加价，梁马上追加，最终以1800万元购得《十咏图》。
《十咏图》正是被溥仪当年以赏赐溥杰的名义盗出宫，偷运到长春，伪满洲国政权覆灭时，《十咏图》被窃，此后50年不知下落，却意外出现在拍卖会上。当价格拍到1800万的时候，梁金生坦言他当时“心里一惊，因为太贵了”，然而故宫已下定决心，花多大的代价，也要让它“回家”。
回到办公室，梁金生拿出《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翻到记录《十咏图》的那一页，小心翼翼地在上面画了一个圈。
销一个号或者加一个号比登天还难
很多年来，梁金生心中一直有个未了的心愿，就是查清故宫文物的总数，身为“大内总管”，如果连故宫的宝贝有多少都不知道，梁金生觉得那是自己失职。80多年前，梁金生的爷爷曾参与了故宫博物院的第一次文物清查。“数清楚了，对得起前人，对后人也是个交代。”
历代皇室，包括故宫建院后相当长时间，文物都存于地上，冬春风沙、夏季高温，条件很差。1990年，故宫地库启用，内设大小库房百余座，单是防盗门就价值不菲。文物大批量转移到地下，清理登记是个难题。辛苦征集回来的文物，不允许有一点闪失。2004年，故宫迎来第五次大清理。对就要退休的梁金生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跟院长都急了，必须得把文物清理工作当成中心工作。”这次，梁金生终于如愿了。
艰难而繁杂的文物清理工作就这样开始了。此后6年，故宫有近200人，天天穿着“紫禁城”的招牌蓝大褂，穿梭在不同的库房殿堂之间，一座座库房、一件件藏品、一张张卡片、一页页账目地核对，仿佛当年梁金生的爷爷做过的工作。
过去，故宫记账靠手写，年代久远，翻看账目时“5”和“8”经常分不清。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他法，只能重新数一遍。总账和各库房的分账有时会不一致，到底是谁出了错？又要把数十年来进库和出库的东西全都核一遍。好几次，梁金生派人去其他博物馆查：当年故宫拨交给你们到底多少件？还有时，账对上了，东西找不到了……
不光是数，还得核对尺寸、重量、时代、级别、什么时候入院、什么时候销号、现状如何、附件有多少、专家的鉴定意见、绘画上有哪些章。早前皇帝喜欢在画上盖章，类似“到此一游”的意思。
故宫前副院长李季曾说，梁金生把文物的编号看得比命还重，若想让他销一个号或者加一个号，比登天还难，简直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架势。对此，梁金生没有否认，“所有的清点报告都是我审的，合不合格都是我一句话，从地面哪个库房运到地库哪个库房，谁运输的，都有详细记录。”清点后的文物账本堆满了整整一个大柜子，梁金生似乎把这些账本都印在了脑子里，哪件文物在哪个账本上，哪些找到了，哪些还没找到，他都心里有数。
2010年12月，当梁金生走出清史馆的瓷器库房，完成最后一项验收报告的审核，故宫有了建院以来藏品数量上第一个全面而准确的数字——1807558件（套）。在故宫召开的总结大会上，已经退休的梁金生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说这是“喜极而泣”。这是梁金生的愿望，也是几代故宫人萦绕心头的大事，“弄清楚了，心里特别痛快！”梁金生长舒了一口气，说：“这里不但有责任，更多的是情感。”
梁家五代人对故宫的情感，对国宝文物的情感，已经深深融进了家族血脉。走在红色的宫墙下，梁金生想象着祖先们也曾如自己一样在这里默默行走，默默守护，在这里他似乎完成了和祖先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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