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收藏网讯】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能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两个效益、两个价值的关系，能不能过得了市场这一关，是衡量当代文艺工作者的重要标准。
文艺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
正确处理文艺与市场的关系，首先需要认识文艺产品虽然要走向市场，但它绝非一般的商品，它是具有一定商品属性的精神文化产品。其要义在于它出自文艺工作者的精神劳动，又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以产品形式进入市场，文艺工作者不应无视市场、拒绝市场，要认识到市场是文艺传播的重要途径。文艺作品可以借助市场机制更为有效地推向社会，更为充分地实现其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但是，市场又具有重利轻义的一面，唯利是图的特性，一味地迁就市场，随着市场大潮游走，就可能在追逐流行、追赶时尚中，走向见利忘义，趋于低俗媚俗，使艺术品应有的审美追求与精神追求被忽略、被淡化，最终沦为市场的奴隶。
过好市场关的另外一点，是文艺工作者面对文艺与市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难题与关系时，要牢记文艺工作者创造精品、传承精神的神圣使命，要坚持文艺创作的美学品质与精神内涵，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应有的选择与基本的坚守。有了这种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才有可能“以深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美的作品赢得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文艺工作者应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义与利，表面看或许相反：前者指行为和事情合乎正义，后者则看重物质利益的获取。诚然，古代文艺家的创作有时可以完全出于“仁义”或“大义”，不谋求任何物质回报，但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创作却无法与商品资本的逻辑完全绝缘。任何一家文化企业在投资制作某种艺术品，例如畅销小说、电影或电视剧之时，必然需要考虑如何回笼资金、回收成本以及盈利，以利于扩大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工作者在创作时适当考虑利，无可厚非。不过，假如单纯为利而创作乃至唯利是图，创作之心整个儿掉进钱眼里，那就会走向反面：忘掉责任而只剩下为利了。
要避免见利忘义的极端情形发生，不妨把文艺工作者的义利观放到冯友兰在《新原人》中论述的人生境界四层次说中去重新衡量。在他看来，人生应当有四重境界：第一重是自然境界，人做事时顺着自己的本能和习俗；第二重是功利境界，人做事时是“为利”，即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行动；第三重是道德境界，人做事时是为社会而非为自己，这是一种“予”而非“取”，即为“义”而非为“利”；第四重是天地境界，人做事时要“事天”，顺任或尊崇天地的规律，属于人生的至高境界。按照冯友兰的观点，这四重境界中的每一重都是个体人生不可或缺的，但真正的“贤人”“圣人”来自个体由低到高的逐步上升过程。我们既不能为了高级境界而简单地否定低级境界，也不能单纯地沉溺于低级境界的满足而遗忘向着高级境界的不懈攀登。重要的是，人生的意义来自不断地从低到高的超越或上升过程。
鲁迅在上海时期的主要经济来源有稿费、版税、编辑费与兼职所得，但这些“利”并没有成为他写作的目标本身，而是一方面帮助他摆脱了自己一生最鄙弃的“帮忙”与“帮闲”的窘境，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和一贯的社会关怀立场，另一方面又可用于慷慨帮助萧军和萧红等一大批年轻的作家。鲁迅的实例表明，让利接受义的导引或者为义服务，应当成为文艺工作者的自觉的义利观。
不为利所动要有定力
实际上，在当前的文艺领域，文艺与市场，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种境况下，如何做到“常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不为利益和名誉所动，文艺工作者自身的心态与定力至关重要。
从音乐界的情形来看，《2016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音乐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3000亿元，超过动漫、游戏，成为文化娱乐行业的增长亮点。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产业化道路对音乐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产业化道路促进了我国的音乐分工更加细致，演唱会、唱片业、影视音乐等各种形式，都成为音乐产业发展的重大商机。然而，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音乐被包装得越来越花哨，音乐产品的包装甚至已经超过音乐本身。音乐是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是重要的精神文化产品，但过度产业化把音乐定位在“商品”的概念上，音乐的制作和推广以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为追求，便会背离音乐的初衷与归宿。
如何处理好艺术与市场的关系，从行业的层面看，应尽快建立行业规范，让创作者在合理合法的环境下公平竞争，提高创作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需要包括音乐创作者在内的文艺工作者，在适应市场的同时，保持应有的理性警惕，坚守应有的美学理念，尤其是在有定见、有定力的前提下，学会借市场之力，而不是一味地迁就和迎合市场。只有超越了赚钱的短视目标，把目光投向创造优质的产品，才能真正和有效地满足市场，而不是成为市场的奴隶。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当前意义
近年来，国内影视市场进入迅猛成长期，各路资本纷纷跑步进场，资本市场甚至呈现倒逼影视创作市场的架势。并购、对赌、保底等金融术语对于影视工作者来说在前两年还是陌生的词汇，如今大部分人都已谈得头头是道。在资本盛宴的滋灌下，行业乱象丛生：一些作家、导演、编剧一味迎合市场口味而制作低俗、暴力、无脑、粗制滥造的作品，不再用“心”讲故事；制片方为获得某些大粉丝群体的演员，娇惯出部分当红演员漫天要价；演员无心提高演技，只专注提高片酬；影视公司疯抢剧本，以剧本的储备数量取代质量获得更高的公司估值。
价值观的光明带来故事的光明，价值观的腐蚀带来故事的腐蚀，观众不会被在浮躁心态下创作的作品征服，文艺工作者唯有始终抱着对艺术的虔诚之心，不向市场阿谀献媚，才能创作出经得起人民和时间检验的作品。唯有坚守艺术理想，真心服务人民，真情扎根生活，真诚投入创作，真实反映时代，才能走出方寸天地。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跳动，创作出为人民、为时代讴歌的艺术作品，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
对当代文艺而言，市场这一关躲不过、绕不开，是必须面对的考验。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市场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利益、格局等一系列问题，会对文艺发展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未来，没有人能够置身市场之外。面对市场，文艺工作者的正确姿态，不是抵触、回避，也不是盲从，而应该是理性对待市场，与它保持一定距离，不是被市场驾驭，而是驾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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