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收藏网讯】许广平说“周先生什么都读的”，倒是不假。有学者称“鲁迅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位通人”。鲁迅在日本时就通读当时所能读到的西洋文艺史，后来亲自编译了《近代西洋美术史潮论》，他很早就评议过高更、蒙克、梵高等画家，私藏的画册里各流派无所不及，陈丹青说，“自立体派野兽派到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均为他所瞩目，三十年代，鲁迅的视野与当时欧洲的实验艺术，几乎是同步的”。“经他染指的美术文论与绘画实践，却比民国时期最著名的美术海归派，更有影响，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鲁迅
上海繁荣开放，现代书店林立，买西洋画册比在北京容易多了，除此之外，鲁迅还请托留洋的徐梵澄、曹靖华等晚辈替他在欧洲、苏联搜购版画，他也买漫画大观与时人的画集，并保持着一贯的趣味，继续购藏佛道墓志的拓本。鲁迅的美术视野无疑异常开阔，而他在1929年选择发起新兴木刻运动，不单是雅好的驱使，更着眼于对现实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康有为、陈独秀等人都关注到美术在启蒙民智中的功用。陈独秀主张中国美术的出路，只有引进西方的写实主义一途，鲁迅对此不太赞同。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并不看好油画，首先是当时中国连美术馆也没有，不见真迹学油画，近乎“摸黑弄堂”；而且所需原料昂贵难以获得，印刷易失真，也不利于流通。
与之对应的木刻，则易于传播，“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鲁迅认为“要启蒙，即必须能懂??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艺术也要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他对内山完造说过：“现在中国的文化运动里面，有一个大的艺术运动，这就是黑与白的木刻。”鲁迅把新兴版画看作是一项启蒙思想的社会运动。所以他提倡汲取国外版画的经验，更青睐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德国、苏联版画，而非追求形式和装饰趣味的英法版画。
由艺术家独立完成而不假多位工匠之手的，方为“新兴木刻”。鲁迅为指导木刻青年们尽心尽力。他有感美术青年们“没有团体，散漫得很，往往刻了一通：不久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承担起组织者的责任，在他的关心下，“一八艺社”“春地美术研究所”“野风画会”“MK木刻研究会”“平津木刻研究会”等各式小型社团，有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为了提高青年们的修养，1931年，鲁迅借用上海一所日语学校的教室开办“中国木刻青年讲习会”，专门请来内山完造的弟弟、美术教师内山嘉吉，来讲解版画创作技法，自己当场做翻译。他还带来珂勒惠支等人的版画，供学员观摩，并一一讲解。
对待论敌毫不手软，“一个都不宽恕”，但对青年们，鲁迅往往格外包容。青年木刻作者李桦，1933年接触版画，1934年底开始与鲁迅通信。鲁迅在信中写道：“但先生的木刻的成绩，我以为极好??不知道可否由我寄几幅到杂志社去，要他们登载？自然，一经复制，好处是失掉不少的，不过总比没有好；而且我相信自己决不至于介绍到油滑无聊的刊物去。”以鲁迅当年的声誉，姿态之低，态度之恳切，历历在目。
鲁迅对美术作品质地不肯苟且，往往很挑剔。施蛰存回忆鲁迅翻译的《文艺与批评》排印时，曾请他加入一幅苏俄文艺家卢那察尔斯基的肖像，叮嘱要做成三色铜版。因为鲁迅一直不满意，最后反复重印4次才获首肯。施蛰存虽被折腾得够呛，但也感慨鲁迅对于艺术“从来不随便”，而那张插图画像，“是当年上海所能做出来的最好的三色版”。而其时鲁迅自费印制的各种版画集，精美雅致，有人说“至今也没有哪个版本可以相比”。
但鲁迅也绝非不懂通融。比如他自己写字都用毛笔，留下的手稿、信札、日记等墨迹约800万字，郭沫若曾赞他的书法“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但对当时社会提倡毛笔字，禁止学生用铅笔、墨水笔作文，他却表示反对，认为用墨水笔可节省青年学生的时间，没有禁用的理由。
1935年他致赖少其的信中写道：“看画也要训练。十九世纪末的那些画派，不必说了。就是极平常的动植物图，我曾经给向来没有见过图画的村人看，他们也不懂。立体的东西变成平面，他们就万想不到会有这等事。所以我主张刻连环图画，要多采用旧画法。”鲁迅从不认为连环画是小儿科，而是可贴近服务大众的艺术手段，写文论为连环画、漫画辩护。
许广平说鲁迅每每亲手做信封，有时用别人寄来的信封翻转面来重做；平日里一切包裹纸、纸袋摺得平平整整，绳子也卷好，随时可以应用，就是如此节省物力。曹聚仁回忆鲁迅除非万不得已，最不愿意借书给别人，一部新书到手，连忙依分类急急包裹起来，连用绳子都有讲究；有时还自己拆散修理线装书，重行装订。
但对木刻青年，为了他们能开眼界、汲取各家之长，鲁迅热心自费出版本国、外国的版画集，连送带寄。早期常和他合作书封设计的陶元庆，36岁病故，是鲁迅出了300大洋为其置坟。他后来编印《北平笺谱》，部分也是为了怀念早逝的好友陈师曾。逝世前一年，鲁迅在病中自费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扉页印着“有人翻印，功德无量”，鼓励“盗版”，只愿该书能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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