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方法以目测为主要手段。考古发掘出的陶瓷，要对地层、墓葬形式、葬式和同出土的其它实物进行综合分析并与已有科学定论的遗址、窑址、墓葬出土的陶瓷进行器物排队和分析比较，同时参考考古发掘报告和专门著作后作出判断。鉴定传世陶瓷，首先要吸收考古学的科学研究成果，选择有可靠地层、年代的文化遗址、窑炉遗址、墓葬出土的陶或瓷器(包括标本、残器)作标准器，也可用经过验证的陶瓷器作标准器，与需作鉴定的陶瓷的胎质、 器形、 装饰、成型工艺、装烧、釉彩、纹片、纹样、铭款，乃至手感轻重、敲击音响等各方面，作综合的观察和验证，有时还需参阅鉴定陶瓷专着、考古学著作、 陶瓷史、历代纪年史、 地方志和笔记杂着、图录图片等资料。
鉴定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需首先了解我国各地区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及出土陶器的胎质、成型工艺、窑炉装烧、器形装饰等特点。如黄河流域早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陶器为手制，以椭圆形波弧纹深腹盂为典型；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泥条盘筑、慢轮修坯成型，外表彩绘，以彩饰盆罐和尖底水瓶为典型；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陶器为手制的夹炭黑陶，以三足器为典型； 山东、 苏北一带大汶口文化和其继承者龙山文化，制陶由慢轮修坯到快轮拉坯成型，陶器匀薄规整。典型器如大汶口的白陶和龙山文化的蛋皮黑陶杯、罐。此时期窑炉为升焰型，温度不高，陶器因受热不匀出现生烧和窑裂，废品率高。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陶器渐为铜、漆、瓷器取代，除特制大型器和建筑材料外，实用价值渐居次要地位。各时期陶器的器形与装饰，均受其他器物影响，尤其是瓷器。
鉴定瓷器与鉴定陶器一样，鉴定工作者必须熟悉各地区、各窑口或窑系瓷器的胎、釉、装饰等方面的特点。如磁州窑白地绘黑彩，耀州窑刻划花，定窑印花，德化窑瓷塑。同时又不可忽视因技术交流、相互摹仿和时代艺术风格诸因素，造成不同地区、不同窑口的瓷器在器形、纹饰、釉彩等方面出现的相同和相近之处，如宋元之际形成的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龙泉窑系。另外还应注意到铜器、 漆木器、金属器以及绘画、 雕塑、织绣，对陶瓷的器形、装饰、纹样等方面的影响。
瓷器的精与粗，取决原料和对原料的加工，也因成型工艺及窑炉焙烧诸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如南宋官窑瓷因瓷土含铁量高，便出现“紫口铁足”。明曹昭的《格古要论》说定窑瓷“土脉细，色白而滋润者贵，质粗而色黄者价低”。明永乐时的脱胎瓷，因瓷土质优，淘炼工细，坯体旋削技术高，窑炉温度和还原气氛适宜而萤白如蛋皮。因此观察胎质的精与粗及其变化，是鉴定工作的一个方面。
不同时代，不同窑口或窑系烧制的瓷器，大体符合器形演变的规律。琢器类的瓶、壶、罐由低矮向挺拔发展，如鸡头壶：西晋时小头短颈、鼓腹平底；东晋则鸡冠、壶身加高，颈部加长，出现鸡尾形执柄；南朝冠与身更高，颈部较前更长，执柄高过壶口；隋代则鸡首昂起，挺胸作打鸣状，身更瘦长，柄端有龙形贴饰。圆器类碗、碟、盘的足部，由实饼向假圈足、再向经过抠旋的圈足演变。因此，分析瓷器器足的高、 低、 深、浅、撇、敛、施釉情况，掌握器形的演变规律，是瓷器鉴定的重要依据。
装烧方法不同，瓷器上留下的痕迹明显不同，如汝窑瓷因底部满釉支烧，留下细小的芝麻挣钉痕；定窑碗、碟因覆烧而芒口；叠烧的瓷器，则内底有支垫痕及刮釉涩圈。装烧方法留下的痕迹，是瓷器鉴定时不可忽略的佐证。
瓷釉的色也是由单一逐渐发展成多色的，如汝、官、哥釉出现的“鱼子”、“百圾碎”、“金丝铁线”；钧釉的 “蚯蚓走泥”。 瓷釉产生的窑变如钧窑的玫瑰斑、黑釉出现的“曜变”、“兔毫”、“油滴”等，鉴定时则须了解其成因，观察其特点。
瓷彩主要为釉上釉下两种。釉上彩，如三彩、五彩、珐琅彩、粉彩；釉下彩如褐彩、青花、釉里红。斗彩为釉上下彩的结合。要掌握彩的出现和演变，了解不同时代的特点。以青花为例，因钴料产地不同，青花呈色出现差异，元代到明初永乐、宣德间，主要用进口钴料“苏泥勃青”，青花呈色靛蓝，出现的铁锈斑痕和晕散现象，后世最难仿学。明成化时用乐平陂塘青料，青花颜色淡雅柔和。正德时用瑞州石子青料，青花蓝中泛灰。嘉靖万历年间，将瑞州石子青与云南回青料配合使用，青花呈色深浓，蓝中泛紫。清康熙时，使用淘炼极为纯净的云南珠明料，青花纯蓝幽菁，能分出许多浓淡色阶，被誉为“青花五彩”。了解釉彩出现的时间和发展变化以及其物理化学机理，是鉴定工作不可少的内容。
明以前瓷器，极少数有铭记与款识。明以后出现常见的纪年款、家堂款、吉语佳言款等款识，书款位置多在器底或器口沿。明代纪年款有“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的特点。鉴定瓷器，铭纪与款识是重要的依凭，明清瓷更是如此。
明清时期，瓷器的器形、釉彩、装饰均比以往丰富。制成的瓷器大多流传于世，仿古摹旧赝品也混杂其中，鉴定工作者对每个朝代瓷器的口、颈、肩、腹、系、足和釉、彩、纹样的细小变化，都要熟悉。对待赝品，本着知真辨伪的原则，须了解作伪的手段和时间，也可用典型的赝品，当辨明真假的标准器。
以上目测手段鉴定陶瓷，有只可意会不易言传的特点，要求鉴定工作者在接受行家里手口传身授经验的同时，必须要亲自实践，要脑、手、眼并用，去认识和接触陶瓷。接触的陶瓷越多，积累的鉴定知识越丰富，鉴定能力也越强。
从20世纪50年代起，科技工作者逐渐使用现代科技方法鉴定陶瓷，如用碳14测定法和热释光检定法测定陶瓷的时代；用电子显微镜和金相显微镜，检定陶瓷的质地和结构；用制陶瓷的模拟实验，断定烧制温度等等。
我国古陶瓷源远流长，不仅种类繁多、风格各异，而且工艺精湛，文化、科技内涵丰富。因此，它有着极高价值。正因如此，一些不法者在疯狂盗掘、走私古陶瓷的同时，还大量仿制历代名瓷、烧制伪赝品。由于不法者在仿制过程中借用高科技手段，使一些高仿赝品几乎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对此，如何准确地、无损伤地鉴别它们是仿制品、出土品、传世品，以维护国家和个人利益，打击不法行为，已迫在眉睫。
已往，传统的陶瓷鉴定方法，多是通过眼观、手摸、耳听等感官手段，从陶瓷器的纹饰、器型、釉色、胎体、款识等方面来鉴别、判断，而若对古陶瓷的色釉、胎体成分进行分析，对其烧成温度、烧制氛围进行测试，大都会对古陶瓷器物造成损伤。面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高仿瓷，传统的陶瓷鉴定方法显然已力不从心了。再者，传统鉴定方法，无法确定胎、釉成分；对器形、釉彩，甚至纹饰的叙述均无量化标准。从这几方面看，建立科学的古陶瓷鉴定体系已势在必行。这是与会者的共识。
正如著名陶瓷鉴定家耿宝昌先生在研讨时所言：现在有些造假者，手中有标本，甚至整器，做起假来很可乱真。如果不依靠先进的科技手段去检测，则很难识别他们。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古陶瓷鉴定必须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传统的“目鉴”方法与“科鉴”方法相结合，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
汪庆正先生对此也深有感触，他以自己的亲自经历，来告诫大家，在文物鉴定上，谁要是说“百分之百地正确，永远不会出差错，那是吹牛！”在古陶瓷鉴定上更是如此，“我们有前车之鉴呀！”尤其是现在，如果不使传统的鉴定方法与科技手段相结合，不建立起古陶科技鉴定体系来，那么，“弘扬祖国陶瓷文化，就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大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