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处温带、亚热带之间，既生长温带散生单株型竹子，也生长亚热带联株丛林型竹子。台湾原住民与竹子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吃的是竹笋，戴的是竹笠，穿的是竹鞋，坐的是竹凳，住的是竹屋；劳动工具中，也多有竹制品，如渔具、农具、猎具等。日本占领时期，又受日本竹文化影响，形成独特的竹文化底蕴，编织技巧也有所提高，因此台湾竹编艺术有自己的优良传统和浓厚的地方特色，在世界竹编艺术领域享有盛名。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回归祖国。为了加强宝岛和大陆之间的文化联系，当时的中央政府责成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举办一次传统文化展览，在台进行巡回展出。王振铎从同仁堂借了一批瓷器，从郑振铎处借了一批陶俑，钱钟书、向达分别从中央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批宋元刊本，组成一个临时展览，开赴台湾。布陈以后，借此机会，王振铎与钱钟书、向达参观了当地的文化机构，拜访了地方文化名人。作为一个博物馆的科学工作者，王振铎以极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台湾竹编艺术这块宝藏，不失时机地搜集了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竹编艺术的代表作品。过去，博物馆馆藏竹器，仅有竹刻一类，器物多半是文人雅士所喜爱的笔筒之类；对于民间竹编，则不屑一顾，既一无所知，也不介意，显示出博物馆的贵族气息。
台湾的竹编艺术在一个世纪以前，仅限于生活、生产用品，如斗笠、竹桶、蒸笼、簸箕、桌椅、床榻、房脊等物；日本侵占时期，台湾的竹编艺术从生活、生产用品扩展到文具、装饰品、艺术品类，编织也由粗工演变为细工。王振铎首先发现清光绪年日本工艺家编织的文具匣和灯罩。这两件竹器色泽优美，编织严谨，花纹新颖，令人爱不释手。文具匣长３０厘米、宽１８厘米、高６厘米，由０．５厘米宽的竹篾条平织而成，竹条之间有空格，每格大小如一，其严谨程度，似乎不是手工而为，而是从流水作业线冲压出来的；竹篾条呈枣红色，古朴大方，里面盛放信笺、线装书。灯罩径长２３厘米，宽５厘米，窗花花纹，竹丝为栗褐色，置放在灯具上，使人感觉到室主人是一位朴素而又儒雅的人。台湾竹编花篓，器形最有特色，有双耳提罐形，有竹桶形，有背篓形，还有杯、瓶、钵、锅、提篮形的，编法有平织、纵织、斜织、旋织，起框分内起和外起两种，花纹设计有章法可寻，也可根据工艺家个人爱好随意编织。其中背篓形花篓在器形设计上很有特色，工艺家利用人们习见的背篓作依据，起框为外起，内承席篓，器形稳定，又富有诗意；双耳直罐花篓在纹饰上更有创新，工艺家巧用材料，用细竹枝作装饰，尤为典雅。最为精巧的是两件竹编小件。一是蚯蚓笼，过去，我们经常在明清字画里看到渔翁钓鱼图，渔翁腰里常别着一小竹笼，以为是装鱼所用，其实是装蚯蚓的；蚓笼径有收分，有木塞塞之；蚯蚓在笼中蠕动，透气，却无法溢出。今看到实物，才了解明清字画里的实际情况。二是蝈蝈笼，其笼设计为葫芦形，置放在古木断枝之上，夏可盛蝈蝈，秋可盛蟋蟀，耳听此声，目睹此物，饶有一番趣味?
王振铎的台湾竹编艺术收集，必然扩大博物馆工作者的收藏视野，使其眼光朝下，面向民间；同时也给竹编工艺家提供一些实物资料，用以推陈出新，繁荣竹编艺术事业。
目前，台湾竹编艺术已经出现吴圣宗、黄涂山那样大师级的人物，他们通过办个展，把自己的作品推向世界，并且在工艺院校开课，传授竹编知识，形成一支创作队伍。相信内地的竹编艺术家会奋起直追，形成自己的流派和艺术风格。
